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新时代军人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战略的视野、科学的角度，理性审视、正确认知智能化革命，分析智能化究竟会带来哪些根本改变，明确面对智能化挑战该在思维、理念等方面做出何种改变，才能确保把握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和时代脉搏，在未来战场占据主动和先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院长郭明认为，未来，“制智权”成为战争制权新的制高点，智能化战争将呈现分阶段加速演进之势，智能科技发展将决定智能化战争走向，战争的矛盾法则将发生深刻变革，战争伦理和法律规制将不断加强。为迎接智能化战争挑战，要主动设计智能化战争，加快发展智能化装备，塑造智能化组织形态，加强智能化战略管理。

深刻认识智能化战争的演变动因

战争形态是以主战兵器技术属性为主要标志的战争历史阶段性的表现形式和状态，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运动在军事领域的表现。

新一轮科技革命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根本动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军事科技的重大突破和主导性武器装备的标志性发展，引起军队编成、作战方法和作战理论等全新变革，导致战争的整体性改变，产生了新的战争形态。进入21世纪以来，以“智能、泛在、绿色”为主要特征的新科技集中崛起，特别是人工智能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脑科学等新技术新理论的驱动下，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发、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引发军事领域链式突破，使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武器与武器的结合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用途无人战术运输”地面车辆、“忠诚僚机”无人机、“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海上猎手”反潜无人艇、卫星机器人、“网络空间飞行器”、“自适应雷达对抗”、“阿尔法”超视距空战系统等各种智能装备项目纷纷涌现，人机混合编成、无人蜂群作战、基于系统的认知欺骗等将成为可能，作战方式、指挥控制、体制编制、后勤保障、军事训练等各领域出现体系性重大创新，“以智驭能”的智能化战争崭露头角。

大国战略竞争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内驱动力。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大国战略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需求，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英、法、德、美、苏等国的军队都拥有坦克、飞机、无线电通信设备等，但是只有德国率先成功实践了“闪击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试图以此破解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出于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考虑，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明确把人工智能和自主化作为优先发展的技术支柱，从战争设计、作战概念开发、技术研发、军费投入等方面加快推进军事智能化发展，积极抢占军事智能革命先机，谋求以新的技术代差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俄罗斯坚持把有限的科技资源投入到战略价值高、技术前沿、极具实用性的领域，将智能化作为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明确提出到2025年把无人作战系统的比例提高至30%。英、法、印、日等其他大国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大军事智能化投入和布局力度。激烈的国际战略竞争，不仅影响着各国军事智能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推动着智能化战争的演变和发展。

军事理论创新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思想先导。军事理论创新对军事科技发展、战争形态演变具有重大的思想先导作用。人类战争史表明，前沿科技及其物化的武器装备要想真正形成实战能力，必须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而固守原有军事理论，错失新质战斗力建设和运用之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美军历来注重从科技角度设计战争，以新型作战概念开发来牵引国防科技、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的创新与跃升。美军近年来密集提出的新质作战概念，均围绕顶层作战概念“跨域协同”展开。如美空军提出的“分布式作战”，通过“分布”将能力解耦，再通过“协同”将能力聚合，从而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反映到力量配比和运用上，就是少量有人飞机协同大量功能分解的智能化无人机构成作战体系。

2020年8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进行第三次人机空战概念验证，在最终的虚拟对决中，人工智能团队大胜人类飞行员团队。俄罗斯明确将军用机器人作为军事智能化发展的重点方向。今年4月，俄罗斯媒体披露，其空天军“闪电”多功能无人驾驶系统已完成群体投放测试，能够实现俄军“蜂群”作战概念攻击任务。这些已具有一定智能化特征的作战概念，其核心是探索智能化战争如何通过“智”的提升来统筹运用各军事力量，以跨域的非对称优势击败对手、谋取全胜。智能化战争的形成，有赖于深刻理解智能科技，敏锐洞察其军事应用潜力，高度融合战争艺术与智能科技创新发展的智能化军事理论。

战争实践探索是推动智能化战争演变的主要途径。战争形态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每一种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实现过程。与信息化战争的兴起相比，智能化战争迄今为止还缺少像海湾战争那样完整、典型的战争实践样本。但是，智能化作战的实验和实践正在推动智能化战争从孕育向萌芽、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2015年，俄罗斯在叙利亚战争中第一次成建制使用4台履带式“平台-M”战斗机器人和2台轮式“阿尔戈”战斗机器人，以及无人侦察机和“仙女座-D”自动化指挥系统，开创了以战斗机器人为主力的地面作战行动。2018年1月，俄军在叙利亚战场首次运用反智能化装备击毁、干扰、俘获13架来袭无人机。2019年9月，十几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致使其石油产量减半。2020年纳卡冲突，阿塞拜疆军队对亚美尼亚军队的攻击行动中，无人作战平台第一次超过有人平台，达75%以上，无人机的使用数量、频率和强度均创人类战争史之最。这些智能化作战的实践探索，不仅将推动智能装备在战场上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投入数量越来越多、作战场景越来越复杂，而且将推动智能化作战手段和反智能化作战手段在对抗中逐渐升级，从而加速智能化战争的深刻演变。

准确把握智能化战争的本质特征

以蒸汽机、内燃机等为代表的机械化时代，实现了人类体能的极大拓展；以互联网、精确制导等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实现了人类感知能力的空前飞跃；以深度学习、自主决策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迅猛发展，正为“以智驭能”的智能化时代积蓄物质和能力基础。

智能化作战体系成为主要力量形态。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人类指挥、机器自主、网络支撑”，这是有别于机械化、信息化时代的关键所在。智能化不是无人化，智能化作战系统是“平台无人、系统有人”，武器在前台、人员在后台；智能化也不是武器变成人，而是人的智能移植到了武器上，人与武器已经实现高度一体化。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发展很快，但都是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中介的，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类对智能认识的进步。

无论智能科技取得什么样的突破，人仍将是战争的发起者、设计者和最终决策者，人的作战思想以规则、算法、软件和数据的形式被物化到智能武器中，战争中由智能武器来贯彻人的作战意图、达成预定的作战目的，智能武器自主作战的背后依然是人的作战方法、指挥方式与意志品质的较量。自主特性是军事智能的核心属性，也是智能化作战力量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武器装备具备了人的部分智力属性，能够在人的决策和控制下，实现战场作战行动层面的自适应战场环境、自协调复杂行动、自组织力量编成。

因此，智能化作战力量的所有优势都是由自主化这一特性衍化而来的。智能化作战力量还具有迅捷性，由于作战行动更多地由机器自主，“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循环时间将缩短到近乎即时响应，从而实现行动速度和作战节奏的跨代跃升。网络科技催生互联网、物联网、智联网迭代发展，是提升机械化、实现信息化、支撑智能化的基础。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等新型网络科技快速发展，正引领作战编成向“有人／无人”混合编组演变，通过高效协同网络支撑智能化作战力量，实现任务定制、自主编组、灵活协同。一旦智能化作战体系高度依赖的网络环境被破坏、链路被打断，其作战功能就会遭到巨大损害甚至是瘫痪性失能，这促使世界各国开始高度重视智能化作战体系抗干扰、抗打击的韧性问题。

自主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随着智能化作战系统广泛应用于装备部队，并逐渐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力量，自主作战上升为主要作战方式，从自主、规模、弹性、认知等方面深刻改变着作战样式。根据目前军事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可以预判以下几种作战样式将在未来陆续登场。

一是自适应作战。即依靠智能武器所具有的自主学习能力，对复杂战场环境作出敏捷反应，实现作战行动的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自主执行，发挥最佳作战效能，具体运用样式包括“极速点穴战”“智能瘫网战”“仿生特种战”等。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可极大突破人类的心理限制、作战时间限制、作战机动限制等固有弱点，尤其适合深入敌占地域、核辐射区域等高风险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凭借智能武器的敏捷性特征，通过迅捷的打击节奏，使对方无法组织有效的应对，从而将以快制慢提升到全新高度；

二是集群消耗作战。即以智能无人集群编组为主、辅之以少量有人战斗系统，模仿自然界中动物群体展现出的“群体智能”，以群体自主协同模式执行作战任务的作战样式，具体运用样式包括“蜂群”作战、“鱼群”作战、“狼群”作战等。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运用低成本的小型智能武器，以饱和式攻击或自杀式攻击摧毁对方高价值作战目标，将数量优势转化为对传统大型主战平台的非对称体系优势；

三是同步并行作战。即将作战功能分解到全域部署的多种异构的小型有人、无人作战平台，通过在多个平台间组建分布式通信网络实现在作战时间、空间、层级上保持同步，以体系化形式共同完成作战任务。这一作战样式的主要优势是利用智能网络延伸到广域分布的智能传感器、作战平台和单兵系统，实施同步并行打击，夺取作战优势。

“制智权”成为战争核心制权。战争制权的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脉络相一致，火力和机动力是机械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信息力是信息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天权、制信息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智能优势是智能化战争制胜的主导要素，“制智权”成为战争制权争夺的核心，智能主导、自主驭能、以智谋胜将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基本法则。“制智权”的争夺，集中体现为“算法＋数据＋认知”的综合较量。算法是智能科技的核心所在，“算法即战法、软件定义战争”成为智能化战争的鲜明特征。构建算法的核心是创建基于问题的抽象模型，并根据目标问题选择不同的方法完成算法的设计。算法优势的一方可精确模拟作战场景、精准估算作战结果、最大化推演优选作战方案，为实现未战先胜提供有力手段，“谁的算法先进，谁就能占据制胜先机”成为新的战争制胜规律。

数据是智能化时代众多颠覆性技术群的核心资源，掌握数据、分析数据、争夺数据，并将数据运用于战争之中，成为智能化战争的制胜关键。智能武器具有部分人的智力特征，这使得认知域成为战争的对抗焦点，以认知环路为目标，依托智能科技限敌获取有效信息、迫敌使用错误信息、延迟认知速度、诱导认知模式、阻断认知输出，能够打乱敌指挥决策、瓦解其民心士气，实现对“攻心为上”古老战争规则的可定制、可操控。在信息化战争中，失去制信息权的一方，虽然作战人员和平台未被消灭，但失去了相互之间的通畅联络，无法形成有机的整体。智能化战争中，失去了智能优势，即使具有信息优势和能量优势，也会因为人机协同失调、自主决策失灵，而导致整体作战效能的大幅降低。

智能化并未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叶剑英元帅指出，“战争打两门：第一打政治，第二打技术。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加上技术决定战争的样式”。智能化战争并没有颠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原理，但在基本范畴上将出现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一方面，智能化战争的政治决定性没有改变，仍然是政治的工具。政治决定战争的动因、目的和性质，离开由政治所决定的战争目的，战争就变成了盲目的杀戮，战争就没有了灵魂。当今时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主要战争根源，民族宗教矛盾、能源资源争夺、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等仍将是诱发战争的直接动因。无人自主系统的广泛运用，模糊了战争与非战争的界限，战略和军事风险的降低可能导致未来战争门槛的降低。特别是智能科技的军民两用性以及以“众包”“众筹”“创客”等为代表的“开源共享”模式的普及，使越来越多装备技术的获取渠道更加商业化，这将对智能时代的战争主体带来深刻变革，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战争主体将更加多元化；

另一方面，智能化战争制胜的政治因素没有改变，仍然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推动历史进步和体现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目的的战争，是正义性质的战争，反之则是非正义性质的战争，正义战争必胜、兵民为胜利之本仍将是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制胜铁律。但是随着智能科技孕育产生智能化社会，将重新定位民众在智能化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拓展民众参与战争的广度和深度，民众将日益成为智能化战争的直接攻击目标、防御主体和坚强后盾。因此，必须辩证、全面地考察智能化战争，避免“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认清智能化战争的“变”与“不变”，以此探寻智能化战争的制胜之道。

科学预测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当前，智能化战争尚处于孕育阶段。预测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十分必要，且具有挑战性。有学者提出，虽然目前大致可以判断出机器学习、工业机器人、材料科学等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这些技术如何结合起来，对未来战争将造成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

迎接智能化战争挑战的战略举措

智能化战争的到来，将可能造成新的军事代差，从军事上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甚至引发新一轮大国兴衰。智能化战争既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时代性挑战，也为我军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主动设计智能化战争。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对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面对即将来临的智能化战争，必须尽早预见战争、主动设计战争，着眼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努力成为未来战争的洞见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一是注重从科技角度设计智能化战争，增强前沿科技认知力，敏锐把握科技发展新趋势，洞察能够引发战争形态演变的关键领域、关键方向、关键技术，以科技先进性设计战争主动性，以科技组合性设计战争灵活性，以科技颠覆性设计战争非对称性；

二是注重加强智能化新型作战概念开发，着眼未来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我军担负的使命任务，基于军事智能化的发展、应用和影响，聚焦如何借助智能化作战来破解我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困境，围绕各战略方向以及新型安全领域，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智能化作战场景进行系统构想，大力推动智能化作战理论创新，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智能化作战理论体系；

三是注重强化智能化作战需求牵引，聚焦智能化全新作战样式，系统描述所需能力、体系、装备，以作战需求牵引军事智能化发展，确保将作战需求贯彻到军事智能化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实战水平。

发展智能化武器装备。智能化武器装备是智能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智能化军队的重要标志。

一是坚持体系建设。信息化战争拼的是体系，智能化战争拼的更是体系。当前，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智能无人机、智能坦克、智能导弹、智能地雷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装备尚处于分散发展阶段，远未形成体系化发展。如何构建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特别是打造智能网络信息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二是坚持攻防兼备。有矛必然会有盾，有智能化武器装备必然会有反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必须统筹推进进攻型智能化武器装备和防御型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对于智能化武器装备来说，一旦被敌人获取源代码，就相当于获得武器使用权。这对攻防兼备的智能化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是统筹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坚持以机械化信息化支撑智能化、以智能化牵引机械化信息化，通过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要素耦合、比例优化和体系集成，加快智能化武器装备建设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塑造智能化组织形态。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军队组织体制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军队人员和装备的有效结合，使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得以形成并不断提高。打赢智能化战争、建设智能化军队，必须建立智能化组织体制，构建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是以智能化武器平台为骨干，按照人机协同、机器自组织协同等方式组织，在人的授权控制或者监督下开展作战行动的作战力量，以及为之提供侦察情报、通信、算法设计等活动的作战支援力量和后勤、装备保障力量构成的有机整体。应按照“注重协同发展、着眼竞争优势、促进体系融合”的思路要求，围绕扩充数量规模、优化部队编成、创新组织方式，在继承传统树状结构和军兵种结构组织模式的基础上，兼顾稳定与创新的双重组织体制，努力构建重心虚拟化的指挥体制，探索创新跨域混合部队、有人/无人混合编队等新型编制方式，努力实现智能化军事力量体系的灵活、有机、高效运行。

加强智能化战略管理。智能化战争形态演变始于科技、成于管理。应对智能化战争挑战、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必须坚持把战略管理摆上重要位置，围绕提高军事智能化发展质量效益和智能化军事体系运行效率，站在全局高度加强统筹规划、系统设计、集中统管和分类指导，走出一条集约高效的智能化发展之路。适应智能化战争快速反应能力要求，着力优化管理体制机制，采用网络化、自主化管理模式，提高对前沿智能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运用的规划计划水平，加大研发投资和支持力度，确保科技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加强人工智能军用标准体系建设，抓紧出台涉及智能化设施、智能化系统、智能化武器装备、智能化人才和智能化作战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不断完善支持军事智能化发展的重点政策制度。围绕人工智能科技泛在易扩散的特征，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社会生产力与军队战斗力高度耦合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智能化建设开放融合布局，畅通组织领导体制机制，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5月（下）

原文标题：《关于智能化战争的基本认知》（微信有删节）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院长 郭明

原文责编：张贝

新媒体责编：张捷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