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晚期文学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有对西汉前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于东汉以及之后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较为深刻的启发意义。奏疏作为西汉中晚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消极因素,但是在当时亦发挥了积极的效应。
尤其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引导君主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为王朝的兴盛提供正确的决策建议。同时汉代奏疏继承了先秦散文的许多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这些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汉代奏疏作者的人格、写作风格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
一、匡扶人君、兴国安邦之利器
奏疏的主要功能是劝谏君主,实行兴国安邦之策,所以那些忠贞直谏之臣便将自己对于君主、国家的期望寄之于字里行间,希望君主在阅读之后,能够有所取用。汉初之时天下初定,汉室政权的运行机制还不尽完善,所以有识之士积极建言献策,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史为鉴,这其中有许多建议都被统治者所采纳。
如贾谊作《治安策》指出秦迅速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以他希望君主能够施行仁政安定天下。又如其《上疏陈政事》,历数汉初社会存在的各项弊端与忧患,并对此逐条解析,希望文帝能够采纳自己的建议,如对于诸侯割据问题,贾谊认为:“天下之势方病大踵。一胫之大几如要,……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并由此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力”的策略,后为汉文帝所采纳。我们还可以从奏疏的其他分类中,寻找出臣子忠心辅佐君王、关心百姓、为民请命的事例。如汉代奏疏中就有许多有关农业和粮食的策论,如张良的《请都关中议》、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都是关于积蓄粮食、发展生产、减轻租赋的议题。
所以说大汉王朝的盛世与这些奏疏的实行密切相关。如晁错的《守边劝农疏》,便是针对匈奴问题,提出屯田戍边的策略,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将其定为国策,这对于西汉抗击匈奴,甚至后世开发西北边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西汉中晚期,由于汉室政权的衰颓,奏疏的写作内容更多地转向指陈时弊、涤荡污浊,写作风格也趋向于温和醇雅深沉峻厉。如刘向的《极谏用外戚封事》、《谏营昌陵疏》便是针对外戚专权,和汉成帝骄奢淫逸、铺张厚葬之风所作,文中大胆直言汉成帝宠信外戚亘古未有,“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
言辞之激切、情感之深沉实为可贵。其他的如谷永《上灾异疏》、鲍宣《陈时弊疏》、蔡茂《禁制贵戚疏》等奏疏,亦是疏言直谏。所以说这些奏疏,在巩固王朝政权、兴邦安民方面的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汉代奏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汉代奏疏是承先秦文学的特点而又有创新和发展,所以它对后世奏疏、书信文体的艺术手法与文学精神,都有深刻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1.奏疏
首先西汉奏疏的文体理论,为魏晋以后奏疏文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汉代将“上书”分为章、奏、表、议四品,到了东汉章、表的写作成为主流。
如刘勰《文心雕龙章表》曰:“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晋代盛行启文,其实启文是从“奏疏”中分化而来,刘勰曰:“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只是因为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汉代无人用启。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奏疏》亦云:“至于疏、对、启、状、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别于臣下私相对答往来之称。”
又如唐宋时期盛行封事,即所呈之事极为机密,为了防止泄露用皂囊封板呈于圣上,其实封事最早产生于汉代,并且一直沿用到清代。其次西汉奏疏的艺术手法与讽谏精神多为后世所借鉴,西汉奏疏或针砭时弊、疏言激切;或依经立论、妙言善喻;或含蓄委婉、温润典雅。这些奏疏写作的艺术手法为以后的臣子所借鉴。
所以我们说汉代奏疏的艺术手法为后世奏疏写作手法的完善与多样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魏征的《论时政第二疏》、韩愈的《论佛骨表》、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李梦阳的《应诏疏》、海瑞的《治安疏》、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等不胜枚举。
同时汉代奏疏的讽谏精神为后世文人写作树立了榜样,面对皇权的威慑,心无所惧直陈利害,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如隋唐之际的王义面对隋炀帝骄奢淫欲、滥用民力的无耻行为,愤然上奏直言隋炀帝应该以社稷为重、百姓为本,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社稷上。
他在文后说:“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又如明嘉靖年间的海瑞在呈《治安疏》之前,就在家中备好了棺木。这些可歌可泣、大义凛然的名臣志士,皆是以先贤为榜样,传承着他们“与其危君,宁危身”的讽谏精神。
2.书信
汉代奏疏对书信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尤其是尺牍和家训。尺牍也是产生于汉代,只是它是作者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书信,属于平行文的范畴。汉代以前奏疏与尺牍皆包含于“书”之中,直至汉代以后两者才逐渐分离,奏疏正式成为臣子向皇帝呈事进谏的上行公文文体,而尺牍则发展成为作者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私人书信。
但是又因为两者的创作主体依然都是士大夫,所以奏疏与尺牍所包含的强烈情感与深远寄托,以及写作手法的互用等都有相似性。如西汉以前的尺牍写作,大都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很少注意行文的格式与言辞的使用,可是到了西汉以后,尺牍的写作也开始遵循奏疏的行文规范,在行文的开头开始使用敬称。
而且与奏疏相比,尺牍的行文更加灵活自由,可以将自己的情感真切淋漓地表现出来,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家训起源非常早,早在《尚书》、《诗经》中就已经有记载,如《尚书无逸》便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名篇。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兴盛,治国、齐家、平天下更成为文人的终身追求。
而且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其中家是社会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构成单位。因此齐家便成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汉代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们撰写家训敦敦教诲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广识时务。
如刘邦的《手敇太子书》、东方朔的《诫子书》、疏广的《告兄子言》、刘向的《诫子歆书》、郑玄的《戒子益思书》、班固的《与弟超书》等,皆是家训的典范之作。奏疏与家训皆是士大夫精心撰写的,用于劝诫之书,针对性强且文章辞采华美,引经据典极具说服力。
同时家训作为训诫子弟修身养性、处世为人的读本,对于当朝的政治趋向、为官之道皆有论及。所以从创作的目的上来说,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如刘向《诫子歆书》言曰:“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以免。”刘向对于刘歆的谆谆训诫之情触手可见。
此外汉代奏疏的讽谏精神,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使得诗歌的讽谏手法显得更加灵活自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奏疏创作的繁琐、程式化。
三、汉代奏疏中对学养与胆略的传承
作为上乘之作面对皇权的至尊无上,在行文和言辞的使用上必须严谨得当、委婉含蓄。而且为了打动帝心、感怀施政,文章必须气势充沛、说理透彻。因此这对士大夫的学养与胆略就有很高的要求,如贾谊、东方朔、晁错、董仲舒、刘向等人,皆是当时的文学家、政治家。他们贯通古今,能够准确地把握国家的形势提出理性的建策。
并且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家的弊端,其忠君爱国之心和以死诤谏的胆略值得敬仰。如刘向《极谏外戚封事》言曰:“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将为皂隶,纵不为身,乃宗庙何!”对于汉成帝宠信外戚王氏,疏远刘氏宗亲的昏庸行为,刘向敢于直言诤谏毫不畏惧。
又如谷永《尚灾异疏》曰:“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昼夜在路。”对汉成帝奢靡无度,整日畅享于纵情之举,谷永敢于直言斥责、言词激切,足可见其无所畏惧的胆略。这些名臣奏议的精神,对后世文人臣子勇于效法先贤、直陈时弊的胆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支撑。
四、总结
“奏疏”作指陈时弊、匡扶人君的工具,皆是针对时政有感而发,极
现实意义。而且这些文章中所运用的讽刺、排比、拟人等艺术手法也是日趋成熟。所以西汉中晚期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继承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学和自身勇于新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同时西汉中晚期这些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人作家的人格魅力与写作精神对后世学者影响极大。如每到王朝衰败之际,便有许多忠臣文士为了拯救乱世匡正时弊,不惧斧锧加身、祸连九族。其中的胆略与文学修养让我们为之敬佩。总之作为独特的公文文体,奏疏在汉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为汉代的政治走向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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