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对任贤的重要性认识深刻。“任人唯贤”一词出自《尚书》中的“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国家所选任的官员必须是贤德之人，君主的左右也必须是忠臣良将。在中国选贤任贤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众多的优良传统。

尊贤

领导者礼敬的态度和谦虚的品德是赢得贤士的关键所在。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为“元圣”。《史记》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鲁国受封之前，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事例告诫伯禽要礼敬贤士、谦恭待人。正是因为有周公“吐哺握发”的态度，天下贤德之人才竞相前来归附。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种尊贤的传统。2017年11月17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代表们热情握手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人群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把挪开了前排的凳子，伸手扶住老人，邀请他坐到自己身边。老人执意推辞。习近平总书记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了。”另一位老人也在邀请下坐到了前排座位上，与全体代表共同合影留念。这两位老人，一位是93岁的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另一位是82岁的黄大发——绝壁凿水渠的村支书，用36年的时间干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习近平总书记尊贤敬老的举动，使大家备受感动，因为黄旭华、黄大发代表了民族脊梁。

资料图 黄旭华 /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资料图 黄大发 / 新华社 发

辨贤

在选人时，一定要对人才进行观察和分辨，是真正的贤才，还是似贤非贤。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古人不以言举人。言语好听未必会有真实德行。孔子云：“巧言令色，鲜矣仁。”《荀子·大略》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因为将国妖置于领导岗位，无异于将他的恶行传播给众人，国妖的职位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凡是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对道德伦理丧失信心，诱导人们为非作歹的，都属于国妖。“除其妖”最根本的是去除他们产生的不良影响，而根治还是要从任用贤德、净化人心做起。

让贤

让贤似乎与崇尚竞争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察析历史便不难得出让贤之风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的结论。与“让”相对的是“争”。为何古人提倡“让”而不提倡“争”呢？因为“争”往往无法选出最上等的人才。《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将人才分为三等：最上等的贤德之人最难出仕为官，而且出仕之后，也最容易退出；次一等的人容易出来做官，但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最容易出来做官，但却是很难被罢退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贤德之人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他们毫无私利、不计功名，出仕是为了道义，为辅佐君主，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如果君主不贤明，这些贤德之人就难以被举荐出来，纵使被举荐做官，也会发现自己难以发挥作用，容易因此退出官场。对于这类贤德之人，要有贤明的君主诚心礼请，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挟私心，只要能争得一官半职，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怎么会轻易退出？因此，竞争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存在人才遗漏的问题。因此，古人提倡要“让”，并教导要选任推让最多、能够荐贤之人。因为只有没有私心、不怕贤人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荐贤。能否荐贤也成为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的官员选拔中，一定程度上也有竞争上岗的选人方式，在实行的几年中，出现了“唯分取人”“唯票取人”的偏差，一些能干不能考的内秀式干部难以获得提升，选出的却是一些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考试型选手”。此外还出现了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上下级管理无序等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对竞争性选拔干部进行了规范和完善，使干部不必再对票数和分数产生纠结，而是专心于工作和自身修养的提升。此外，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也进一步增强。这些调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符合逻辑，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从贤

有贤而不用，等于没有贤士；不听从贤士的意见，也等于没有贤士。因此，任人唯贤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用贤。用贤就要遵从贤士的意见。《左传》中记载了栾书“从善不从众”的故事。公元前585年，在晋国与楚国的对抗中，当时栾书的佐将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张出兵，而主张出兵的有八位。栾书遵从了三位的意见。有人对栾书说：“圣人与众人同愿，因而能成事。您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呢？您的辅佐者中不同意作战的只有三人，而想要交战者占多数。《商书》上说‘三人占卜，听从其中结论相同的两个人的意见’，是因为那是多数的缘故。”但是栾书回答说：“如果同样都是好的意见，就服从多数。好的意见是众人所当听从的。现在这三位将领的意见是好的，就当听从，他们就是多数。听从三位贤卿的意见，难道不可以吗？”栾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贤。如果以人数多少为标准，那么三人确实不敌八人。但是栾书认为，善为众之主。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臣，他们的意见是善的，即使是少数，也应当以他们的意见为主，其余意见都不足为数。

正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便懂得“从善不从众”的道理，因此无论是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还是在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实行的都是贤能政治，而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因为不能完全依靠众人之言对人进行评判。孔子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对此，《群书治要·六韬》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如果领导者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智者，所毁谤的人是不肖之徒，那么，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举荐出来，不愿结党、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邪曲不正之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真正贤德之人就会被蒙蔽埋没。忠臣还可能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领导之位。如此下去，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了。

总之，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在识人辨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在选人用人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制度，这些理论和实践仍然为新时代选人用人制度提供了可贵借鉴。

（原标题：尊贤、辨贤、让贤、从贤——任人唯贤四境界）

来源：北京日报 | 聂菲璘（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博士生、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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