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的一天深夜，当时属于四川省管辖的垫江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一队特务，荷枪实弹急冲冲地包围了县城西门城墙脚下一户普通民宅。
为首的特务“嘭嘭嘭”地敲着大门，同时大声喊道：“盛国玉，盛国玉在家吗？”
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性，不等她说话，几个特务便冲进院内，凶狠地问道：“盛国玉在哪里？”
那个女性惊魂未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声地回答道：“我就是。”
特务们不由分说便把她押到县政府审问。特务问道：“你最近参加过什么活动，认识哪些共产党？”
盛国玉不是地下党员，她也不“认识”任何地下党员。只能无辜地回答：“我只是个农家妇女，没参加过什么活动，也不认识你们说的人。”
特务们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便对盛国玉上了电刑。但无论如何，盛国玉也说不出他们想到的东西。
特务们只能暂时把盛国玉关进县城女牢，过了五六天后又把她押到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继续审问。
盛国玉始终只肯承认自己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特务不耐烦地说：“别狡辩了，你想造反，不把你吊起来你是不会招的。”接着盛国玉被吊起来严刑拷打。
就这样又审问了八九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最后特务们只能把她关进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的女牢。
特务们为何会突然抓捕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盛国玉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她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盛国玉夫妻盛国玉1926年出生于垫江沙河乡，1943年从垫江简易师范毕业。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小学教员的学校，毕业后盛国玉在本地小学当了一期教员。但由于没有社会关系，校长很快安排自己的亲戚顶替了她。
失业后的盛国玉只能回家务农，虽然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这在旧社会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亲戚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当时还在重庆念书的余梓成。
数十年后，盛国玉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余梓成的场景：“觉得他很高，相貌和善。”盛国玉的父亲也亲自出面考察了这个年轻人，文质彬彬的余梓成很受他喜欢。盛父对他留下两个字的评价——不错。
不幸的是，半年之后便因病突然去世了。因为父亲“不错”，盛国玉也就认定了余梓成。
两人于1947年8月结婚，按照传统习俗，余梓成请轿子把盛国玉抬回家。路上，两人坐在轿子里没有说话。盛国玉回忆说：“每次看他总是笑眯眯的。”
婚后，余梓成对盛国玉非常好。每次回来都帮她劈柴烧火磨豆花，吃完饭两人还手牵手到田埂上散步。
但余梓成有件事情始终瞒着盛国玉——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是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余梓成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既为了保护组织，也为了保护家人。
但他更希望，自己的伴侣有朝一日，能建立跟自己一样的信仰。他决定慢慢引导妻子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余梓成毕业到垫江峡口中学教书，那时候盛国玉失业在家非常苦闷。余梓成便介绍妻子与女地下党员龚芷杨认识，还说：“你跟她这样的新女性在一起，才会更加进步。”
龚芷杨给她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鼓励她：“妇女要奋斗，争取摆脱封建枷锁。”这期间，盛国玉也帮着龚芷杨开展妇女宣传工作。
余梓成还时常带回来一些《挺进报》和革命著作让妻子阅读，并叮嘱她：“千万别让别人看到这些东西。”盛国玉从丈夫异样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她大概猜到丈夫的身份和他的用意。
晚年盛国玉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盛国玉明白丈夫的苦衷，丈夫不主动说的，她坚决不问。为了让盛国玉更快地接受新思想，余梓成托了关系帮她在桂阳小学找到一份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盛国玉各方面已经符合一个革命者的要求，组织正准备将她发展成党员。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1948年10月的一天，大竹张家场武工队的一名负责人，奉命到重庆去接洽武器。他路过垫江刚在北门外一处旅馆住下，结果被一个叛徒发现。那个叛徒带着特务将其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上有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便是盛国玉，特务们顺藤摸瓜将盛国玉逮捕，最后关进渣滓洞监狱。
渣滓洞原来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矿，后来被军统特务霸占，改造为监狱。这里三面环绕山，荒无人烟。被关进去的人受尽各种酷刑，很少能有再出来的人。当地人都把这称为“活棺材”。
盛国玉从小就未出过远门，也未见识过太多世面，一下被特务们关进这“活棺材”中。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监狱的恐惧，让她泪流不止。
当她关进牢房后，一个30出头的女子却走上来安慰她说：“不用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被敌人关押在这里。”她们帮盛国玉梳头，亲切地询问她的情况。
一开始盛国玉由于恐惧并不敢随意答话，后来那个女子经常叫人送来吃的分给大家吃，还说：“吃饱了，好干革命工作。”
久而久之，盛国玉才知道，她叫杨汉秀，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杨汉秀的父亲也是当地的富人，但她却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受组织委派到杨森部开展统战工作。
然而杨森冥顽不灵，发现杨汉秀的真实身份后，竟然把亲侄女关了起来。鉴于杨汉秀的特殊身份，监狱的看守一开始对她非常客气。杨森也经常派姨太太送来东西，试图劝说杨汉秀“回心转意”。
杨汉秀杨汉秀并没有被监狱内的恐怖气氛吓倒，她常常在监狱里给大家讲革命的形势，讲延安的情况，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照顾大家的生活，鼓励大家坚定革命信念。
盛国玉心想，杨汉秀的家庭有权有势，她自己又有知识，都坚定地参加革命，在困境面前也不低头。她被杨汉秀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勇气渐渐将恐惧压了下去。
那时候女牢里关押着20多个犯人，住在盛国玉上铺的“女犯人”是江竹筠，也就是“江姐”。
盛国玉回忆，她刚进监狱时江姐已经受尽折磨，浑身上下都是伤疤，手指被竹筷夹过，被竹签插过，留下了伤残。每次她爬上床铺时，只能靠手腕勾住扶手。盛国玉看着非常难受，一边推她上床，一边流泪。
然而，即便受到残酷摧残，江姐的意志却非常坚定。她仍然坚持带领大家学习，研究如何与敌人斗争，还向狱医要来红药水和处方签，每天都坚持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
监狱的高墙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络，盛国玉被捕后丈夫余梓成心急如焚，他一边躲避特务的追捕，一边四处打探妻子的下落。余梓成徒步流浪至重庆，然而渣滓洞戒备森严，他也无可奈何。
盛国玉在狱中除了对家人的思想，更多的时间是跟随被关押的志士学习进步思想，与敌人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时监狱外面的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军已经赢得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如秋风扫落叶般向南方推进，蒋家王朝已经摇摇欲坠。
被关押在监狱中的革命志士们无从得知这些消息，他们只是从特务们疯狂处决犯人的表现，感受到胜利即将来临。盛国玉回忆，那段时间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少，总能闻到血腥味。
敌人越来越疯狂，渣滓洞里的志士们秘密商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赶在被敌人杀害前，创造机会，逃出渣滓洞。
当时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内部也是人心惶惶。一些监狱看守为了多找个退路开始巴结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江姐在狱中发展了一名叫黄茂才的交通员，并通过他策反了负责看守渣滓洞的武装卫队连长邬治声。
邬治声答应营救志士们，但其动向却被国民党特务觉察，以换防的名义将其调离。
渣滓洞内的刑具营救计划落空，敌人却开启了更血腥的计划。老蒋此时正在重庆部署大撤退，他指示毛人凤分批屠杀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政治犯”。爱国将领杨虎城等人先后被杀害。
1949年11月14日上午，敌人突然进来要提江姐和李青林，说要把她们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当时牢房里的人顿时脸色变得凝重，她们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临行前，江姐表情镇定，脱掉囚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围上了一条白围巾。她把一张藏在贴身口袋里的照片拿出来亲吻了一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收回去，照片上是她3岁的幼子。江姐被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11月27日这天，敌人开展了更疯狂的屠杀。
当天白天，革命志士们发现监狱前院特务的办公室内人员进出频繁，时常闪现燃烧档案资料的火光。前几天，已经有同志得知解放军正准备向重庆发起总攻。大家判断敌人马上就要撤退了，大多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未觉察到黎明前的黑暗有多么凶险。
当天晚上，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女牢内的人刚入睡不久。特务就跑来提人，不到一小时就提了两批，这时大家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对，睡意全无。没过多久，敌人又进来喊道：“办交接了，全出来。”
女志士们穿好衣服，列成队往外面走，她们发现男牢的同志也全被押出来。当女同志进入楼下的8室后，门被特务关上。突然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敌人的机枪“哒哒哒”一阵扫射。
许多革命志士顿时倒在了地下，疯狂的敌人连孩子们也未放过。有的革命志士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叫骂着敌人。
站在牢房靠后窗的盛国玉听到枪声，顺势扑倒在后窗左脚的一张床上。敌人的子弹在她身边乱跳，打得墙上泥沙四溅。
不知道过了多久，牢房里的叫骂声和呻吟声渐渐停止，敌人走进来开始补枪。一个特务用枪托朝盛国玉腰部捅了几下，盛国玉一动不动地装死，特务便去找下一个人了。
关押的女犯人（剧照）特务补完枪后把牢房门锁上，开始放火。趴在盛国玉旁边的一个姑娘，看到大火忍不住站起来往外门口跑去，被还没撤走的特务打了一枪，倒在血泊中。盛国玉见状，便趴着不敢再动。
火越来越大，把牢门烧掉了，楼板也快塌了。盛国玉实在忍受不了烟熏火烤，想着反正都是死，不如冲出去，就算被子弹打死也比在这好受些。
她站起来往外面跑，这时敌人早已撤退了，没有人阻拦她。盛国玉冲出牢门，惊慌之下躲进了离8室内最近的一间男厕所里。她也顾不上脏和恶臭，一头爬到尿槽里躺下。
直到第二天拂晓，住在渣滓洞附近的21兵工厂的家属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才发现昏死过去盛国玉，一户好心人冒险把她救回家中。那时候敌人的兵工厂正在戒严，不断有人上门询问情况。
安全起见，那户人家只能帮盛国玉换了身衣服，把她送出解放区。当时重庆尚未解放，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和逃难的人。盛国玉举目无亲，无处可去，只能跟着难民在山上住了两天。
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消息传来，盛国玉才敢下山慢慢地往磁器口走去。由于两天没吃东西，她已经饿得连路也走不稳。幸好路上遇到一队宣传的学生，向他们表明身份后，被带到重庆军管会登记，最后又送到医院治疗了一个月才恢复健康。
余梓成在垫江得知妻子脱险的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赶到医院。夫妻分别一年多后再见，心情难以形容。盛国玉回忆起那时的场景说：“我们见面后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
在那场大屠杀中，盛国玉成为唯一一位幸存的女志士，有100多位革命同志不幸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解放后，盛国玉先后在垫江县群众委员会、日杂公司等单位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
重庆解放由于在监狱中遭受的折磨，给她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医生建议她不要孩子，丈夫也非常担心她的身体。但盛国玉不顾丈夫的反对，在35岁生下一个儿子，不幸的是儿子刚刚满月便夭折了。两年后，盛国玉又冒着危险生下一个女儿。
解放前，余梓成一直想让妻子加入党组织，但由于那次意外被捕，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解放后，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盛国玉也一直都是群众身份。1973年，余梓成病重，临终前他告诉妻子：“我快不行了，希望你有一天能加入组织，接替我继续工作。”
不久之后，余梓成病逝，让妻子入党成了他的遗愿。其实，盛国玉也一直在争取机会，她从未放弃对革命信仰的追求。终于在1996年，盛国玉70岁生日时，组织特批她入党。实现了她和丈夫生前的夙愿。
据盛国玉的女儿回忆，晚年的盛国玉身体非常差，只要一摸到冰冷的水就生病，冬天各个关节还会一阵阵地痛。好在有政府关怀，安排她入院并报销费用。
尽管遭受过很多磨难，盛国玉并未后悔当年的付出，晚年对记者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当年的付出，值得！”
黑牢和酷刑，还有血腥的屠戮，革命先烈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更无法体会的。其实，革命并非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像杨汉秀这样权贵之后。他们只要写一份悔过书，或者仅仅是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字，就能活下去。
然而，他们却坚定地选择捍卫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看来，为信仰而死比苟且地活着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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