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天子迭代思亲，感时以立宗庙。宗庙一直作为古代帝王诸侯上祀先君，祭封鬼神的重要场所。宗庙之中仪制虽多繁缛，却各有深意。宗庙之事，古书中论及不过四类：形制、昭穆、庙次、祭祀。抛却形制，其他三种制度皆与昭穆相通。

庙次虽有七庙、五庙之争，但事实上有争议的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有庙中所奉神主孰昭孰穆，孰人越四亲当归拊始祖。祭祀中褅、袷乃至四时祭祀无不列昭穆以待来者。那么什么是昭穆？首先，昭穆是一种“制度”，是在生活中的婚姻、宗庙、祭祀、墓葬、继承及宗法制度等关系密切的一种制度。

在讨论昭穆制度时，应当先确定宗子的概念。所谓宗子，指的便是在宗族中，掌管家族祭祀宗庙权利的精神领袖。这种精神领袖一般是由家族的嫡长子担任，父死子继。

在宗庙中左右立神主牌位，昭为南向、穆为北向。神主的个数有限制，但具体的数量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此处不提。宗子死后，一旦升拊，则昭移昭位，穆移穆位。否则，就违背了“昭常为昭、穆常为穆”概念。

商周宗庙昭穆制度略述

宗庙昭穆制度中所谓昭穆的具体意义，《辞海》中释“昭穆”说：“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袓、父）递为昭穆。”

它的主要特点是父死子继，其摆放形制是：太祖或始祖尊位于西面，神主向东；而下方昭在左、穆在右，两两相对。这种简单的制度形式，规定了父子之间的统序关系，强化了宗族祭祀的神圣地位，成为后世人们确立宗族继承权的重要依据之一。

唐、虞时期立五庙。夏后氏因袭前代，并扩大了建筑的规模，造五室九阶，庙寝间相而立。至于殷代，立其庙来作存亲的寄托。然而实际上，殷自契到汤，但二昭二穆，六庙己矣，而《礼记王制》中却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由此可见，《礼记王治》中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昭穆现状。

从殷代甲骨卜辞中的祭法来看，繁复无纪，很难找到什么既定的规则，因而王国维先生认为“必非周人三年一袷，五年一褅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此时庙制尚属并没有准确的规定，还属于宗庙制度发展的早期。当然，殷商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了宗庙的建筑规格，立在正堂之中。

周以明堂而治广，当是的君臣定位己经有所划分，宗法服数制度初定。为彰显天子尊严，在亲亲相继为王的基础上，定祭统以示嫡庶有别，成尊尊之序列，借庙制来固守王权转换。

这时候，人们对庙数当达成了某种共识，庙数最多也不超过七庙。在庙数问题上，七庙五庙素有争议。《礼记丧服小记》有云：“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四庙”抑或是“于六世亲绝之庙”的六亲庙，都作为礼例，被后世的礼学家门所资鉴，成为学者议礼的重要资源。

西周末年，战乱不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秩大乱。人们开始关注到礼仪节之外所传达的思想内涵，也就是“礼义”。

当时人们对礼的追问，己经从传统的进退、揖让等仪节转向了更为抽象复杂的礼的本质，即就是在节仪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礼用伦常规范。但是，由于战乱原因，可供研究的文献不足，多为残篇断简，也使得后来的礼乐文化与夏商周时期大为不同。

汉唐宗庙昭穆制度略述

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礼乐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契机。秦尊始皇为祖，造始皇庙，时日既短，七庙未怠。然而，秦只二世便终结了，可以推测，所谓七庙，应当是尊奉了襄公等位先祖。

到了汉代，虽说汉承秦制，但在昭穆制度上，却自为新意，凡是帝王的全部立庙，不序昭穆，不列七庙，礼制一时隳废。对于宗庙迭毁制度，初期也并未严格实行，元帝欲改制，召礼官详议。

按道理来说，时有高祖刘邦、不祧者文武二帝，与周七庙相合。然而，韦玄成以认为当行五庙制，与当时石渠阁会议中诸位儒生所主持的七庙制大为不同。又有时臣反对，上未得行之。

元帝时期，父统与尊统的矛盾彻底显现出来：刘进没有做过皇帝，那么怎么列入宗庙系统？而汉尊文、武二帝，而此时一旦立庙，文帝必然会被迁毁，不符合时人的传统。而一旦加上刘进与文帝，就变成了六亲庙，完全违背了韦玄成立四亲庙的认识。

面对这种情况，汉元帝做出了一个妥协但不合时宜的决定，高祖与文帝百世不迁，而景帝尚在五服之内却要被毁。皇考地位特殊，但若以亲尽为由去毁庙，也言过其实。这种杂揉君统与尊统五庙制的妥协，实际上根本不合礼法，更枉及人情。

最后，韦玄成将所有的君王都加尊在昭穆以内，称五庙迭毁，然而合祭下来总共六世，虽礼所未见，但宗统与君统终于在六庙的基础上达到和解。这种统嗣混杂的昭穆排序，也为后人所诟病。

此后，汉代帝王沿着这种方向演进，发展为七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到了隋代，杨坚称帝，其宗庙制度沿袭北周，以“五庙”为主，从郑玄说，追谥武元皇帝为太祖，亲尽则三庙迭毁。盛世礼乐不废，故而于大业元年，隋文帝命杨素、牛弘、许善心等大儒，修订《五礼》。因只存太祖、高祖、始祖三庙不祧，余则迁毁，炀帝不悦，故此七庙之说，延宕多年，终未成行。是以，隋朝始终为“五庙”之制，未尝改易。

唐又沿袭隋制，武德令以隋《开皇礼》为底本，并无大的改变，所以宗庙依旧实行“五庙”之制。唐代庙制其实是融合了郑王两家之说。七庙之后，庙数因革并没有就此停歇，六亲庙与始祖再加上二不祧，视为九庙。

后逢“安史之乱”，社会动荡，政权的交接频率也非常高，有敬宗、文宗、武宗三兄弟相继为君，其统序如何？唐人依照贺循的观点，将兄弟相继视作同昭穆，三帝同时纳入同一个昭穆神主之下，所以如此算来，九庙又衍生成了十一庙。

宋明清宗庙昭穆制度略述

至于宋代，宋建隆元年，始立庙。张昭认为；“唐因立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中。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故因袭唐代立四亲庙。实际上，也是继承了唐代七庙制。

至道三年，由于太宗需要拊庙，太祖与太宗的关系本为兄弟，称呼以及昭穆又成疑议，判太常院李宗讷认为以伯称之；而张齐贤则称“天子绝丧期”太宗当以“孝子嗣皇帝”，后经论辩以“同位异坐”作为结论

至于嘉祐年，七室已满，而仁宗五庙可拊，礼臣此时商议目标转向了世次。孙忭首先承认了兄弟昭穆同，不能以室数定世数，以唐代为模板，请增为八室。司马光等人以为太祖没有升到东向始祖之位，仍需六世则迁。

而孙扑等人又以僖祖重为立庙之祖，庙数未及六庙，故当建立八室，终得存僖祖室。这里出现的一个潜在矛盾是，司马光等人以为太祖是未来的始祖，因为他为始封之君；而孙扑则认为僖袓才是正统始祖。关于始祖为谁，虽未提出，高下己见。

关于僖祖存留问题，再次浮现于治平四年，英宗拊庙，同堂八室既定，僖祖毫无疑义地迁祧。事情就这么简单解决了吗？事实上并没有，当时还没有确立始袓是谁，一直以默许含混的态度听之任之。

熙宁五年，果又起争执，以王安石、元绛为代表的一派上书为僖祖正名，认为僖祖可比商、周契、稷，有功之君不必为祖。而另一派韩维为首以太祖功高，而僖祖系出无因，意在存之于夹室。而当时皇帝也赞成韩维的观点。

但是，经多方谏议，以及王安石力主，皇帝终于妥协，立僖祖为始祖，配感生帝，然配天依旧为太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帝王为亲伦做出让步，但配天之大祭仍主功业之君。

明初起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建左右两庑，为夹室。到了孝宗继位，九庙已经具备。宪宗需要升拊，有德、懿、熙、仁四庙。所祧者何？礼官们认为：懿祖之上不知为何人，所以将之视作始祖，以商之后稷比之，当迁懿祖；

吏部侍郎杨守仁则反对这种观点，论“祖功宗德”则不当取，当以太祖为始祖，自仁祖一下立为七庙，迁德、懿、熙三宗。孝宗允礼官的建议，之后的迁祧也沿袭这种惯例。到了世宗时期，迁德祖于祧庙，奉太祖于正室，承配天大祭，解决了明始祖为谁的问题。

清代四祖庙，追尊祖、高、曾、祖四亲。祭祀始祖泽王以下四先祖。追封四祖而无庙号，努尔哈赤本有大汗名号，尊为始祖当仁不让。礼制承袭了明代的太庙，也就是在开始清代是以明代九庙制为基础的。尽管在庙数上相同，却对迁庙这种制度不予奉行。

结语：

纵观前代，宗庙多寡、昭穆分定皆自商周而始。汉代经学昌盛，对礼进行了第一次更革，韦玄成五庙说，到刘歆所谓：不祧者，在世数之外的观点，使得汉代宗庙逐渐增多，与所说七庙制大相径庭。

其后王学、郑学屡有交锋，各代取之以为用也。庙数的增多，以及偏于亲亲的昭穆兄弟制度，成为了时代的走向。由书面的尊尊之同，在礼用过程中逐步与现实磨合，亲亲成为了人们对礼用的主流，借亲亲而行昭穆，解决了兄弟、叔父等相后为父子的伦常尴尬的地位。

而宗庙昭穆制度，从嫡庶制度为始，逐渐划分为礼用，仪节的道德意义逐渐从中剥落下来，抽象化的思想内涵成了礼学新发展。基于这个基础，故而有了礼学家门以学理为名的争论，有以政权更迭为背景下的应时抉择，也有基于情理、孝道的人情礼用。

诸多礼学家借由参礼、议礼、正礼，为皇室权威与伦序重建提供演进的方向，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了“节仪”的致用。

汉唐以来，昭穆礼制的运用更加灵活，走向了致用的道路。至于宋代，庙数基本达到了稳定，而亲亲尊尊观念则在一次次的礼议论过程中，认识逐渐统一。不同礼学家尊奉的礼义随着时代不断更革，产生的摩擦与碰撞也成了时代交替过程中独有的火花，完成了了礼学思想意识体系的初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