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西方的居住环境和社区都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别墅，花园，前后院，有汽车，有宠物，还可以不时地来场烧烤和party；社区干净整洁安静，绿树成荫，隐私良好，这种在城市范围内“郊区化”的模式满足了对于小资产阶级生活意向的想象。客观来说，确实，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拥有这样的房屋以及低密度社区，而这类社区和居住模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基底，既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反映出了传统西方社会人文的本质思想以及社会现实问题。

笔者有关这个话题的兴趣始于一篇论文：“The Suburban ideal and its Enemies(郊区化理念和它的敌人们)”。它的开篇这样写道：“澳大利亚著名的叛逆女性人士Germaine Greer最近向她家乡的郊区后院扔了一枚手榴弹。‘我对澳大利亚有着强烈的热情，但这正搅动着我的勇气和直觉，使我的眼睛充满愤怒和沮丧的眼泪。但是我宁愿不要那里。’她解释说，澳大利亚的麻烦在于其无情的郊区特色。这种特色的事实不是乌鲁鲁（Uluru）或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而是无休止的，不断扩大的拉姆齐街（Ramsay Street）的复制品，其扩散速度与水上的油渍一样快，而且越来越远；每条街道都有一条绿化带，每栋房子都朝向同一个角度，都有围合式的封闭花园，如果你希望生活在拉姆齐街，那里没有人讨论书籍和电影，更不用说国际活动和新闻了，那么澳大利亚可能是您理想的选择。”

这段话直接吸引了我，因为实在是感触很深完全赞同，它点明了澳大利亚居住社区的特征，那就是宽敞，花园式庭院，看着是悠闲舒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片枯燥无味的文化荒漠，是极度静态的，保守的。有关居住、社区和发展的问题在先前文章中已经谈过多次，这也是我的兴趣领域之一，今天再谈一谈有关西方居住社区理念的话题。

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背景

郊区化理念最初出现于英国，但发扬并被广泛接受是在前英国殖民地区域。现代意义上的“郊区化（Suburban）”起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间也刚好吻合。从这一时期开始，很多市政、规划和环境方面的问题都开始出现于大城市中，如伦敦、曼彻斯特等。环境污染，城市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的健康和拥挤问题愈发严重。除此之外，气候上的变化、经济的上行和生产与交通上的新技术也都促进了郊区化风潮的产生。这一风潮也呼应了四种受当时欧洲社会推崇的理念：基督教福音派的相关认知与生活方式、卫生生活主义、浪漫主义和阶层隔离。因此，郊区化的特征在于家庭居住区向城市外围的郊区迁移，拥有低密度的特征并在功能上统一化。将西方郊区化出现的背景同当下中国发展的背景相比就可以看出很多类似之处。

对隐私与美好环境的核心追求

这一理念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基督教福音派思潮的影响，在郊区化风潮中的表现为拥有典型的家庭、内向性的特征 : 即以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生活为核心。家庭，应当是繁杂纷争生活中的纵深退却空间，是可视化的堡垒，避难所。因此，这样的环境也应当是有着明确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区分的。不仅如此，也应当注重卫生整洁环境的营造，因为这是圣洁和对自我负责的表现。“让一切事物都待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这种对室内和家庭隐私的追求逐渐被一种生活态度影响并表现于空间营造之上，在土地建设和规划中共有空间逐渐减少，与此同时，死胡同、背靠背的房屋构建和狭小的住户形式也逐渐减少。到了 19 世纪末，大多数的住宅都成为一种“自包含”的形式，即拥有独立的前后门，整齐美观的外墙，位于住宅后方的院子及沿着宽阔开放街道排列的布局。

强调专家治理和社区自治

在郊区化的过程中，由于社区向郊区转移，大量新兴的独立居住区逐渐形成，有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独立的卫星城镇，而更多的则是围绕着主要城市中心的周边区域布局；在这样的郊区环境里的居民，往往在经济上具备良好的实力，对环境和管理要求也相应较高，同时，居民们的身份和生活层次也较为相近且集聚化非常明显。这种情形下居民一方面对良好的管理和环境维护有着较强烈的需求，同时也有能力做到群体内部的沟通和协调，因此，社区自治就是非常有必要且可行的了。

现象问题核心：阶层固化和特定利益群体的集聚

阶级分化本质下的社会构成基础

西方的这种郊区化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原因本质是源自于阶级差异的不断扩大，原有城市内人群之间差异扩大，矛盾增多导致一种“分裂”和脱离的现象。这种状况同当下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颇为类似，因此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郊区化所产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因素外，基于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阶级分化加剧的重要因素。西方的社会结构和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基督新教紧密相连的，宗教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纽带和精神指导作用，而一系列的生产生活活动、社交，都是基于宗教的基础上展开的，强调在现世中对财富、个人奋斗的追求是实现人生价值和救赎的根本途径。因此宗教关系和精神指导之于西方就类似于中国的宗亲体系。在早期的郊区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影响，比如前文所说福音派的信条理念深刻影响了郊区化备受推崇的原则。

跟中国宗亲思想一样，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决定性的思想作用。

在这样的基础上，相同文化认知体系下的群体之间会自发地形成认同感，成员间有共同的信念，对隐私、家庭、自治、美好环境、良好卫生条件等追求逐渐成为了一种信条；更重要的是，能支持这样信条并付诸实施的都是具备优渥经济条件的群体。因此，处于同一阶层，拥有良好教育和经济实力的相近阶层自发性抱团，相互认可并远离其他群体；这种对于独立，隔绝式的室外庭院生活环境的追求，对于邻居的可确定性、稳定性的选择，是郊区化因素中最具吸引力的，这一点，事实上也促成了阶级分化基础上的文化选择和认同。

郊区化面临和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在郊区化的进程中，区域特征越来越向城镇化偏移，这也使得最初设想中的郊区优势逐渐被淡化。这一点的重要原因在于，在社会分层的刺激下，在郊区居住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层次的象征，因此原本居住在城市的人们会尽可能向郊区迁移并涌入，造成城市中心区附近的郊区人口暴增，导致原本设想的低密度社区优势的丧失。同时，迁入的人群中有很多来自原本希望居住于市中心区但又无法负担起高昂房租的居民，他们对于各类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如在华盛顿区的 Shirlington，郊区社区的餐馆和酒吧数量已经超过了市区，对泳池，公寓等配套设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住房的档次也逐渐降低，房租变得低廉，原本该有的郊区化环境被破坏且富裕居民逐渐离开这样的社区并迁入真正的远郊区，近郊区则逐渐变得同城市越发类似，也出现了诸多城市原有的问题。

不仅如此，这种居住区具备低密度、统一性、协调性的特点，拥有整齐的专为居住服务规划的道路网及景观特征，不论是在居民自发的接受度上还是官方规划条例上都对建筑功能、尺寸、大小拥有严格的限制；一切以稳定、慢节奏、休闲为核心，尊崇的是特定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这就使得在这样的环绕城市核心的广大郊区区域内的规划和进一步发展变得非常困难，从而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即，环境布局看起来是很好看，但这是属于特定阶层得以稳定和限制为无形边界的，这种生活的不便利性，成本，单调性，对于非常依赖公共资源的普通人来说，只能是”不“。

郊区的单一化

郊区化的另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各方面的单一化。从风貌特征到规划布局再到人群构成，这种单一化是现有郊区化模式的先天性不足。从郊区化理念的一开始，这种以追求稳定，可控性和阶层固化基础上的郊区化模式就是较为狭隘的。一方面限制了其他阶层人群的进入，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他功能的进入。不仅如此，这种单一化从美学和社区活力的角度上也造成了文化特征和美学上的单一化。这样的郊区化区域建筑是有着明确的室内和外部空间划分的，室外空间是单调乏味的，而房屋内部拥有宽敞的空间和齐全的功能，且拥有基于家庭为单位的庭院和私人汽车交通的通勤体系——这一切都在向外来群体说“不”。对外来群体来说，这里的景观是单调乏味的，内部的空间是紧闭着的，是没有归属感的，整个郊区化的外部区域就像是一片文化景观上的荒原。

不仅如此，由于郊区化生活的活动基本是发生在室内的，且同室外联系很少，居民与外界产生交集的活动如工作、购物、游玩等基本都是发生在这一范围之外，因此，这些活动都是基于相对较高的金钱成本上的，对于普通甚至较低收入水平的人群来说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并造成更多的不便，同时郊区化社区较高昂的房价也加剧了这一情形。因此，对于试图搬迁和融入郊区化社区的群体来说，迁移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产生财务负担，这种生活成为了对普通居民的一种“剥夺”并造成贫困。

阶级分化固化的本质

这是我在文章中总是要提及的一个概念，也是核心问题，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向西方社区的表现，这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我们当下社会正面对的，必须要清醒，正视并做好应对。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沉浸在所谓的小圈子里那种顾影自怜，幻想美好，也许不是件合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