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有位书评作者说闲人读历史大概有三种目的,一种是证明了自己博学,一种是追溯上古的八卦,一种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作为闲人的我,竟然在以上目的列表中无法对号入座。
而且认为,其中第一种说法,非常不友好。
读书与博学,本就是因果关系,何以说为了证明?

当然,昕玥不敢说自己读了这本书(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或者读了好几本书,就很博学了,尽管我还真冲着将成博学之人的梦想去的,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昕玥读这本书的目的——其实没有很强烈的目的,是因为手里正好有这本书,不读白不读。
不过若是真要仔细扒出可能潜在目的的话,我想可能是因为大概想了解一下关于历史的哲学,加深自己对很多知识的理解深度。
《中国大历史》并没有详尽的史料供应(既没有满足八卦功效,也无法为查资料的同学提供丰富的资源),有的只是作者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评论,而理论无不涉及哲学和运用哲学。
昕玥觉得,以这样的动机入手这本书还是对的,这本号称是以技术分析历史规律的书通篇都是纯理论辨析,个人观点非常鲜明。
全书虽然没有很长,但是内容很厚实,昕玥理解力有限,只能不求甚解。
以昕玥粗浅的理解,作者从开篇都结尾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他有时候表述为文化,有时候表述为儒教思想,有时候又表述为道德纪律。

也许可以理解为儒教文化思想所产生的道德纪律作用。


这个东西在整个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起着让全世界人为之惊叹的作用。
它打败了所有思想派别,稳坐C位数千年。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学派各有特色、各自闪耀灿烂光辉,但是能让千秋之后的子孙后代随口说出的不过寥寥几个,“儒”便是首当其冲。
作者说,《孟子》和《论语》是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秆”。

作者还说,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里面讲的三种思想即是儒家、道家和法家。


可见,无论是国人还是到了外国人的印象里,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必不可少的话题。
即后,作者又略略介绍了与儒家几乎齐名的道家和法家,他借孟子的话说道家眼中“无君无父”(崇尚自然,不受约束),又通过理论分析法家不利于团结(不近人情)。
只有儒家,以慈悲为怀,尊重和理解所有阶层的地位立场,维护“岁月静好”。
用昕玥的理解,应该是说儒家思想是最适合用来对社会所有人进行道德绑架。

对下层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的灌输,让他们自觉地“守善”:对长辈要敬爱,对朋友要诚信,做人遵守本分,谨守身份的界限。

对于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的灌输,让他们自觉地“约束”:做官的要清廉爱民,当政的要仁政爱民。

如此,只要道德绑架是成功的,社会就会和谐而稳定;或者但凡有点成功的,社会还能保持表面的平静。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下层以小自耕农为主,地理的客观原因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民众对“稳定”有天然的渴望和依赖。
所以在所谓的政治清明时代,大多数当政者往往被道德绑架的成功率较高,能够很大程度地自我约束,做到近似于“仁政爱民”。
相对应的下层人民在得到当政者的“爱护”之后能吃得饱穿得暖,也能大概率地做到遵守本分、与人为善。
但是,当那些掌管权力的人完全偏离了儒教,开始为所欲为和暴虐无道的时候,下层的人民就得遭受苦难,甚至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这个时候道德绑架又会短时失效。
因为在人最基本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或者说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人就会迸发本能,冲破原本强加到身上的信仰。

因而暴乱发生,成为乱世。


然而,即便在乱世之中,当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在局部的社会群体中,依然靠着儒家思想这个道德纪律工具维护着,以期获得哪怕只有一点点保障和安宁。
所以当乱世英雄横空出世重新建立官僚秩序的时候,那些分散的人民很快地就会重拾对儒教的信心,再次各就各位、安分守己。
这也许就是作者说的凝聚力。
汉民族的统治者自不必说,几千年的熏陶,默契感自然而然。
就算异族想在中原大地上立足,也只能依靠儒家思想。
而他们占据的位置和时间长度,往往跟他们对这个“中原文化”的理解和利用深度有关。
譬如元朝,把汉人列为下等人,对他们拒之千里之外,元朝不足百年;而清朝,满族与汉族完全融合,把儒家经典当做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即便在列强的压力下还撑过了200多年。

无论清明时代还是乱世,儒家思想一直作用着,它保持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让中国文明经过无数次改天换地依然基本完好存在于世。


然而,又因为它的根深蒂固,造成了社会机器无法跟随时代的脚步成长,最后成了绊脚石。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辉煌,唐朝甚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又或者细数历史上种种领先于全世界的创作水平,包括科技、航海技术、思想创作等,数之不尽。
早在宋朝,王安石就能想出一套具有现代经济学思想的改革方案——他所提出的青苗法据说被现代经济学家所赞赏。
然而,就算它们被现代人吹爆了也没毛用,因为在当时,这套方案除了把整个国家带入水深火热引得怨声载道别无其他。
本书作者说,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不是改革方案本身不好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

就像给小孩穿大人鞋,脚没有得到舒适感是因为尺寸不符,与鞋的质量无关。


因为宋朝还是一个用儒教文化产生的道德思想来维护基本社会纪律的时代,N次的文化复兴,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为首的心学,都是儒家思想的扩充或者转换,万变不离其宗。
青苗法是什么?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北宋“积贫”的现象。
但是借贷行为没有一个良好经济环境去包容和成熟的法律制度去保障,操作起来跟变法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仅仅用道德纪律根本解决不了经济上的纠纷。

又说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创举,使用的技术和航线的跨度与长度在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即便几十年后惊天动地的哥伦布都要比他的探索深度逊色。
但是为何郑和之后,中国航海业再无发展?为何郑和航海行动耗用国家的巨资也并没有换来国家任何发展?
因为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航海动机就不同,前者纯粹为了彰显国力和风采,后者为了挖掘更大的商机;
而后两者的收益也不同,前者纯粹是面子上好看,虽然收获赞美几百年,却无任何经济上的回报,后者却直接给他们的支持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所以当下一任皇帝发现国家没有丰裕到可以长期维持这项巨大支出的时候,果断停止了所有相关的行动,它所附带的科技研究等也一一埋没废弃。
类似还有很多科学研究,有时候某位特有天赋的人发明了什么,但是除了引起新奇围观和供上层权贵娱乐之用,却没有得以推广或者推进。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倡导通过商业的方式获得利益,整个社会都没有人崇尚通过商业致富的方式去让生活过得更美好。


这样看来,儒家思想对中国文明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后来,它又阻碍了中国的变革和进步,使之与世界的发展相一致。
正是胜也儒教,败也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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