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70年: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的引领者|读+

长江日报

发布时间: 05-1808:06长江日报官方帐号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这并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关注《文史哲》。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当年的夏天,陈毅就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1954年第9期《文史哲》刊发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提出批评。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详细阅读,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当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写道:“两个青年团员……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

为什么《文史哲》有这样的影响力?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学术刊物只有两家,就是北京的《新建设》与青岛的《文史哲》;直到1957年上海创办《学术月刊》,才打破这一局面。

另一方面,《文史哲》不仅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杂志,而且出手不凡,敢于进入热点,敢于发起论战和争鸣。前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只是一个例子。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号称有“五朵金花”,即五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有3个,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古代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或是在《文史哲》上开展讨论的,或是《文史哲》参与发起,或是《文史哲》为主要阵地,这是学术史上公认的(另外两朵“金花”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一系列重要论战,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塑,几乎全部从属于一个主题: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取代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在纪念《文史哲》创刊70周年的会上,其编辑部自我评价:“扮演了一个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的引领者角色。”

这种敢于进入热点、引领热点的做法,一直是《文史哲》的风格。上世纪60年代的“重评孔子”,80年代的“文化热”专题研讨,90年代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讨论,《文史哲》始终“在场”。

自2015年始,《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活动未能正常开展,故将上两年度合并盘点,最终评出2019—2020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1.探寻民族文化基因,论证中华文明独特性成为时代课题;2.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第二提琴手”的独特贡献得到新阐释;3.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古今中西关系平衡问题再度凸显;4.反思七十年学术变迁,人文研究第三次转型已然启动;5.西方社会价值共识严重撕裂,人类文明前景引发学界忧思;6.顺应儒学研究中心回归中国大陆之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在孔子诞生地揭牌成立;7.教学改革抑或学科体系转向?“新文科”概念引发热议;8.“内卷化”概念引发学界共鸣,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亟待破局;9.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抗疫模式差异激发文化深思;10.电视剧《大秦赋》热播引发争议,秦始皇及秦制评价再起波澜。

《文史哲》的另一个传统是扶持新作者。创刊伊始,社长华岗就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学术界一大批人在未成名时得到《文史哲》扶持。

最后说几句华岗。没有华岗就不会有《文史哲》。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著名学者,主动选择去山东大学当校长、党委书记。他懂教育,1952年为山大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是中文、历史、海洋生物、动物胚胎,今天看来很有远见。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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