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言】
讲述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何中华
我同《文史哲》有缘。记得1975年左右读初中时,就在一位要好的同学家第一次见到了《文史哲》。内容不大读得懂,但封面上“文史哲”三个赫然在目的大字,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才知道,那是集自鲁迅先生手书。打那以后,我每每去校图书室看书,总会习惯性地留意期刊架上的《文史哲》。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78年,我开始在县邮局自费订阅《文史哲》,直到后来调入县委宣传部,因单位订有这份杂志,才不再私人订阅。
与《文史哲》的相遇,既是诱发我对哲学浓厚兴趣的机缘之一,也使我得到了宝贵的学术滋养。我自学哲学出身,没有师承,缺少学友,专业书籍和杂志对我来说格外重要。
《文史哲》办刊,素以“扶植小人物”著称。当年因刊发李希凡、蓝翎两位在校大学生关于《红楼梦》讨论的论文引发争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对于《文史哲》来说,这不是个案,而是源自其传统。我作为受益者,有着切身体会。
记得有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名家云集,当时我不过是一位27岁的青年,而我的论文竟被时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丁冠之先生看中。他要我抓紧修改提交,争取在纪念五四运动专号上刊出。我花了几天工夫全力以赴修改完善,然后用一个通宵仔细誊抄在方格稿纸上,洋洋万余言,次日一大早送到了编辑部。这篇文章如期发表在《文史哲》1989年第3期上。这是我在《文史哲》刊出的第一篇论文,于我颇具纪念意义。
《文史哲》影响日隆,其原因有历史的积淀,有作者的支持,有读者的厚爱,也有时代的机缘。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编者的识见、眼界、胸怀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犹记得1992年,我有一篇论文即将发表在《文史哲》上。为了核对一处引文,两位编辑拿着校样亲自登门找我查实,经核对无误后,才放心离开。
几十年来,《文史哲》历任及现任主编、编辑老师们的扶持和帮助令我无法忘怀。这些点点滴滴汇成了我的学术进路,也帮助我养成了审慎的治学习惯。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赵秋丽、冯帆、张胜、王斯敏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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