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老师长期专注于城市传播研究，其中围绕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媒介”。她指出，作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关键概念之一，媒介出现最早。眼下，学界正讨论新闻传播学的范式转移，因此重新思考“媒介是什么”极具价值。

在城市传播研究中，学者关注到传播媒介的不同形态和城市在某一历史阶段形成了勾连，这关系到城市文明的变迁。他们往往在这样一种勾连的过程中讨论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意义，比如哈贝马斯对报纸和城市关系的考察，鲍德里亚、本雅明讨论电影和城市的关系。

沿着这一思路，在对“媒体城市”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媒体城市的多种形态，如明信片城市、图像城市、文学中的城市、报纸城市、影像城市等。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孙玮老师开始关注“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她进一步将其关注点聚焦到“二维码”这一应用之上。

中国二维码的应用占了全世界的90%以上。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二维码之上，二维码成为社会的技术座架。孙老师指出，与其它媒介相比，二维码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过去的媒介要么是象征符号转译，要么是直接诉诸感官（语言、声音、图像），二维码则不属于这两者。二维码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用电子器官才能阅读；其二，二维码置于边界之上，隐藏了后台运作的过程，勾连了人与系统、线下与线上。人通过二维码，通过即时即地的“线上-线下”穿梭，实现“数据人”和“肉身人”的互嵌。

孙老师认为，二维码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中介”。二维码是“技术机器系统”界域与人的生活界域之间的界面，它的运作具有打破界域的作用。德国媒介哲学研究者克莱默尔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工具、手段，二是装置。作为装置的媒介的影响大于作为工具的影响，因此作为装置的媒介是具有优先性。类似的，孙老师认为媒介是人体实体空间和技术机器界域之间的媒介，技术机器的运作具有优先性。

传统的两元思维认为，界域的内涵是边界、领域。数字媒介的出现，打破了各种实体或抽象的界域，这种二元区隔的思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界域首先意味着区隔，同时，有区隔就一定有连接，界域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然而，两元思维长期忽视了后者。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下，遮蔽了居间的“第三元”——媒介。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下，媒介仅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传播手段。

米歇尔说：“两元论是盛行的修辞。”过去，研究者往往习惯了两元论作为媒介研究中的基础性思路，很少对其进行反思。“过去与现在”、“新与旧”、“艺术与技术”、“社会与个人”、“主体与客体”、“空间与时间”、“自然与文化”、“古老与现代”等，这些都成为媒介研究当中惯常的修辞，是新媒体研究中“泛滥成灾的现代主义”的具体表现。

丹麦学者延森在《媒介融合》一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居间”的重要性。“三元论”其实在人类文明的实践和思想中都有源头，但未成为主流。在现代性话语中，两元成为一个基础架构的修辞。

数字媒介凸显了第三元的重要性，米歇尔等学者开始强调三元思维的媒介观。米歇尔认为，数字媒介凸显了作为技术的动能，呼吁学者在新媒体研究中实现根本性的改变。他认为，过去的研究停留在媒介物（medium）这一层面，仅关注具体的媒介形态。米歇尔从一个个具体的媒介物中抽象出媒介（media）的根本属性，他认为，作为一种居间的状态，媒介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mediation）。米歇尔等提出了“审美（个体感知）-技术-社会（社会结构）”这一思维框架。与过去仅强调这一架构的两端不同（审美-社会），这种三元思维突出了作为居间状态的媒介。作为技术形态的媒介勾连了两端。

沿着这一思路，孙老师强调，界域之间一定有某一个中间环节进行连结。在数字媒介时代，这一中间环节不仅仅作为单纯的技术手段，而且决定了界域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连接和互动。“界域-去域-再域”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互嵌过程，突出了媒介的重要性。

界域具有多种类型，例如身体、主体、共同体、文化、社会组织等。在梅罗维茨那里，界域是一个实体的空间。他用地域消失来指代媒介对实体空间的影响，在德勒兹看来，其中经历了一个“解域”和“去域”的过程。孙老师认为，数字技术的独特性恰恰在于数字媒介可以打破各种界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现代性的民主社会中，大众媒介承担的职责主要在于再现实践、表征世界，卢曼认为，大众媒介的主要特征就是复制技术源源不断生产“实在”，然后所有人对实在的反应都依据大众媒介为之提供的“真相”，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也系出同源。这种思维必然是二元的：有一个客观的世界、一个物自体、一个宇宙、一个外在的世界，大众媒介则为大众提供“真相”。这种观点的预设来自柏拉图的两元思维：客观世界在先，媒介是第二位的，媒介的责任就在于它可以复制实在（尽管这个复制是大打折扣的）。用卢曼的话来说，复制的思维就是两元的思维。

在数字媒介时代，数字媒介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复制，而是建构。《基特勒论媒介》的作者杰弗里·温斯洛普-扬对此做了区分：卢曼认为，大众媒介就是复制技术生产实在；而基特勒则认为，数字媒介通过数据的生产直接驱动实在、运作整个时代的发生。沿着基特勒的思路再延伸，数据的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和媒介复制客观世界的二元思维，而是彰显媒介“居间性”及调节作用。人的一切都在数据系统中运作，这样运作整体上驱动实在的生成和现实运作。

主体的变化是数字媒介“破域”的重要表现。加塔利、海勒斯强调基因域的突破，人类自身的基因改造和机器人对人类基因、智能的仿造。第三系统论的学者瓦雷拉认为，机器只能生产出除自己以外的产品，而基因可以自己生产自己；而现如今的机器则可以“自我生产”，平台及其搭载的算法预留了供人嫁接、耦合的装配接口。也正因为如此，平台的边界是流动的，没有固定的边界。在《传媒计算机实在性》中，克莱默尔认为，数字媒介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即时即地、线上线下的交互性，短视频就呈现了这种特点。而二维码则更进一步，将社会系统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系统整合在一起，突破了地域。

穆尔、卡斯特和斯蒂格勒三位学者都讲到了数字媒介突破地域、界域的再域化过程。穆尔认为，赛博空间不是网络虚拟空间，而是线上线下嵌合的复合空间；卡斯特强调的是全球网络形成之后的流动空间。斯蒂格勒揭示了人类的外在化事实，人是唯一一种生下来就借助技术，必须使用外在于己的媒介物、技术物才能生存的动物，芒福德也强调人的外在化。在芒福德看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两大发明，一个是将自身外在化书写符号/媒介，另一个则是在实体空间中不停建造、积累外在化的城市。

孙老师总结道，媒介既是一种“居间状态”，也是一种“调节作用”。媒介的意义正在于促使事物不断地“破域”、去域和再域。随后，孙老师通过腾讯研究院的“未来城市空间”和“2020码上经济”两个个案来进一步阐明思考。

在讲座的尾声，孙老师从三个方面总结媒介意涵的拓展：

第一，媒介与社会勾连的机制发生了转变。区别于大众媒介通过复制技术生产“实在”，进而形成与其它社会系统的联系，数字媒介通过数据及数据生产，直接驱动实在的生产。媒介脱离了符号化复制的二元范畴，成为社会的“超级调节系统”。

第二，人、媒介与实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化媒介，通过信息作用于人的感知，连接人与实在；数字媒介，通过将人及其人的存在状态数据化，编织进技术机器系统，系统中的数据人和实体空间的肉身人，共同组成的“实在主体”，实现人与机器的深度互嵌。

第三，重新思考媒介。在斯蒂格勒那里，人是假体动物，持续性地借助媒介技术将自己外化，即“人—媒介（实在）”；而在今天，媒介将人之外化系统返诸人，重新组合了两个系统，媒介系统“生成实在” ，即“人（生物系统）—媒介—技术（机器系统）”。

孙老师提醒同学们，中国在新媒体实践与大众普及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丰富的实践资源是一座富矿。理解媒介的“破域”，必须要挖掘它的独特性，而不是用新的例子去说明老的观点，不断为经典理论做注脚。经典理论于我们，应侧重于思路启发，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数字媒介。

最后，孙老师用一句话作结，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借用斯蒂格勒在《人类纪里的艺术》一书中的观点，生控复制时代已然到来！

1. 问：与短视频、微信不同，二维码更像是一种无内容的媒介，能否在这个意义上思考二维码？它与电、火等元素媒介相比怎样呢？

答：我赞成二维码“没有内容”，但是二维码是有信息的，需要通过机器读取。所以，二维码对人没有内容，对机器有内容。

第二个问题我比较谨慎，二维码和电、火还不太一样，这也是我对《奇云》的保留看法。《奇云》的价值就是将媒介的意义大大拓展了，但也就随之失去了聚焦点，当数字媒介勃兴后，拓展后的媒介观需要对理解当前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变化做出评估。如果我们只是将二维码比作云，就忽视了二维码背后连接的技术机器网络。在二维码作为运作机制的媒介系统中，技术系统具有优先性，这一点引出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关系的调整、权力的运作等。

2. 问：媒介与技术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在人-媒介-技术的三元关系中，媒介与技术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隔？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很尖锐。在很多时候，基特勒、斯蒂格勒等学者都是混用媒介与技术的。第一，媒介会蕴含某些技术形态，但与技术不同的地方在于，媒介一定会有物质性形态呈现出来；第二，媒介作为更为具体的存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都会以媒介作为中心展开，而技术一经发明，会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既可能幻化为不同的媒介物，也可能变为经济现象，并不局限于媒介物式的具体物质形态和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