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之下，代表人类横暴力的军事，就像是一把利剑；但越锋利就越容易遭到损伤。生活中的风吹雨打、磕磕碰碰却足以将一柄宝剑消磨的锈迹斑斑，而只有剑有了鞘，宝剑再能在生活的磨砺中长久保持锋利。同时没有了鞘的剑很可能伤人伤己，有鞘的剑则有了“拔与收”的利害关系可操控性。

从社会学与哲学上来看，人类军事这把剑也需要配套的剑鞘，以达到“拔与收”的利害关系可操控性，否则人类军事的横暴力量则会摧毁人类文明本身。因为一旦文明国家秩序崩溃之后，军事横暴力演化的“暴力秩序”会通过仇杀，演变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形成文明内战自毁。

在“暴力秩序”横行的疯狂时代中，想要走出暴力秩序循环；武力不行，暴力只会制造更多仇恨，带来更多暴力，从而进入仇恨循环。……财富不行，财富只能培育出更强大的武力，或者带来更多的暴力争夺。……历史上能够带领人民走出“暴力秩序死循环”的唯有为人兜底的宗教行为，还有放下世俗的思想与信仰。

在古代，宗教就像是军事这把利剑的剑鞘，将人类最暴力的一面控制收敛了起来，以形成能够让人民生产生活的稳定社会局面。

所以尽管现代人总是说欧洲的中世纪为黑暗中世纪，批判基督教对欧洲思想禁锢的宗教统治，但是没人谈论当时欧罗巴诸国，他们建立之初的疯狂与野蛮。没有罗马基督教的殖入与驯服，欧罗巴文明圈也必将在德鲁伊教的复兴中，从暴力秩序屠杀战俘的活人献祭开始，一点点在文明的道路上缓慢爬行，很可能用于记录知识文字体系的建立，就需要几个千年。

基督教教的大教堂，充分反应了罗马文明建筑能力的力量。

欧洲的骑士阶层出现与发展，在于中世纪纷乱局势中，国王和贵族都需要一些在战争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种，为此他们会悉心培育一些年轻人，使之成为骑士。而骑士的身份，往往不是继承而来的，其本质也与贵族不同，除了和贵族一样能够获得封地之外，骑士也必须在领主的军队中服役，并在战争时自备武器与马匹。

骑士的身份往往并不是继承而来的，中世纪时，骑士在领主军队中服役并获得封地。

当时骑士的准则主要为以下几点：

1、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2～13世纪后，虔诚成为首要准则，信仰基督教既是品质，也是资格，对骑士有了规定和约束。

2、骑士的装备也代表着教义，剑是十字架的象征，盾代表着保护教会的职责，双刃剑则代表了正义的一面和杀敌。

3、而且信仰上帝，骑士也必须有实际行动，为祈祷和忏悔罪行。

4、 必须成为保护教会的卫士，世俗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房间，国王是房间的代表，骑士保护国王既为保护上帝，从而转化为保护教会的职责。

与此更有：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八大美德，与此同时成为骑士之时，更要有宗教仪式般的肃穆宣誓，来确立骑士与效忠领主之间的誓约关系。

西欧骑士社会地位的提高，却伴随经济方面的剥夺：欧洲骑士制度源于中世纪加洛林朝的法兰克王国，后逐渐推行到欧洲各国。

732年查理·马特成为法兰克王国宫相，依靠斯克拉西亚中小地主出身的侍从兵支持，征服国内与周边民族后，又加强骑兵力量打败了强大的阿拉伯人军队。

由于8世纪时，一匹带装备的马相当于45头母牛或者15匹牝马的价值， 9世纪仅一匹马就等于6头牛的价值，故为了巩固骑兵，锤子查理进行改革：一方面摒小农于军役之外，让贵族和富裕农民成为职业骑兵；一方面将土地分封成为提供骑士的军事采邑，奠定骑士制度的坚实基础，并成为中世纪军事封建主义的滥觞。

因此，采邑作为骑士制度的经济基础，其不仅使土地从国王向公、侯、伯、子、男、爵直至骑士的一种层层分封，而且使凡能以马匹装备为封主参战并接受册封者都可称骑士，这包括参战的所有等级的贵族，甚至国王都以自己的骑士名号而感到荣耀。

西欧中世纪在思想上与经济上对骑士的控制，让当时的骑士阶层失去古代军事权能天然拥有的军事经济权：既通过战争劫掠、兼并、征服、奴隶……等军事手段逐步壮大，形成滚雪球壮大的军国主义发展模式。这也标志着欧罗巴文化圈的军事暴力拥有了剑鞘；对内收敛锋芒，对外展示锐利。

这种军事与宗教结合的军事人员，在广义的社会文明角度，我们可以归类为：宗法武士…分类范畴。属于“君权神授”时代，掌控军事权军事贵族阶层的演化形态，同时也收缩了文明圈内军事权的攻击性，而导向军事权防御性演化。

这里所指的防御性演化指的是“宗法武士”被驯服成了君王与宗教的利刃，他们已经失去了野蛮“暴力秩序”时代所展示的极致破坏与侵略性。表现在战争之中，就是对于入侵战争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对于侵略战争则显得侵略能力不足。同时被剥夺掉的军事经济能力与暴力秩序下的思想统合能力，让军事士族阶层再也无法通过战争演化出王者。

“宗法武士”失去了经济能力与思想辅助后，往往走向悲剧的命运。而能够走出了“宗法武士”命运的军事贵族，则又走向了的军国主义国家的线路，是一个文明死循环。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较为著名的“宗法武士”，看看这些文明国度的职业战士，除了君权神授之外，底层还有维持神权的宗法武士存在：

1784年，一位叫dmann的牧师提出一个理论，那就是狂战士的狂暴的原因是因为吃了毒蝇伞（鹅膏蕈）的结果。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西伯利亚巫师在治疗时是这样做的。毒蘑菇理论之所以今天仍在流行源自一个考古发现，1977年，在丹麦的一个狂战士坟墓中人们发现了天仙子的种子，将这种植物种子制成糊状涂抹在皮肤上可以造成麻木的效果。

不过，更多的科学家认为狂战士狂暴原因的最可能的解释来自精神病学。有种理论是，战士群体通过在战斗前进行的仪式过程（比如咬住盾牌的边缘）进入自我催眠的恍惚状态。在这种分离状态下，他们失去了对他们行为的有意识的控制，然后下意识地指引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看起来很恍惚，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周围环境，并且减少了对疼痛的认识，增加了肌肉力量。

北欧狂战士是我们能够详细窥视古代部落时代，萨满、巫师、祭司等原始宗教参与战争，并使用各种原始宗教技术改造战士的行为。利用药物与宗教催眠等手段制造的强力战士，战场生存能力与战后创伤可想而知；人们常传说他们被战争的欲望所陶醉，他们咬着盾牌，攻击巨石和树木，甚至在等待战斗开始的时候互相残杀。

武士道精神束缚下的日本战士，战争中漠视视敌我生命，武士道也成了探求死亡的思想指导。

日本镰仓幕府是日本武士道的发源地，不过并没有成型，而是后来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思想才最终成型。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道之初，还是以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为主，但做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的武士道，它根本无法吸收到儒家和佛教的真谛，倒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弥补了儒教和佛家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某些缺憾。

12世纪的日本，贵族开始丧失支配政治的权力，以“国”为单位的军事贵族崛起，伴之而来的是政治权威和土地控制权的新制度出现。随着皇室和藤原氏之间斗争的加剧，新兴的武士集团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武士集团的形成是和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分不开的。由于庄园的普遍建立，庄园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增多。庄园主为了扩大领地，经常要去强占别人的土地；被别人强占土地的领主要保护自己的利益，都要诉诸武力。于是一部分庄民被武装起来，开始时还是亦农亦武，以农为主；后来则成了职业的武士。

寺院和神社的庄园组织自己的“僧兵”，也加入红尘的纷争之中。僧兵借助神佛的威势，予取予夺，甚至和武士集团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之争中去。地方政权为了维护秩序， 也着手武装自己，网罗地方豪族组成地方武装，称为郎党。贵族们不敌僧兵的横暴，只好依靠武士的力量，在这种种因素的刺激下，武士获得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

日本独特的宗法武士僧兵

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

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在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主公的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作打手。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宗法武士，就逃不开欧洲历史上的三大军事修会：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

军事修士会，是指基督教为协助十字军东征而开始建立的一系列带有强烈军事性质的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使命是维护信仰，他们在十字军系列战役、西班牙再征服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中相当活跃，十字军运动结束后，这个概念延续了下去，但是其性质已经大大世俗化了。

军事修士会有严明的纪律，成员需要接受相当专业的军事训练，在当时也被认为骑士精神的理想化身。军事修士会内部实行严格的集权制，每个组织的最高首领被称为"宗师"（grand master），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给予军事修士会各种特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不受十字军国家的僧俗统治者管辖。尽管耶路撒冷王国的总主教是教皇的国使，但他也无权支配调遣他们。

最早的军事修士会是1118年为保护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而建立的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最初职责为照顾伤病的朝圣者，后来的主要职责即为保护欧洲在中东建立的宗教殖民地，同时也担负在西班牙和东欧与一切非基督教徒斗争的任务。

医院骑士团之后，一系列其他性质类似的组织先后被成立，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圣地亚哥骑士团等。

在十字军运动最终失败后，圣殿骑士团转向欧洲本土经营，因其势力庞大和自大而遭受妒嫉仇视，后于14世纪被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美男子腓力）宣布为异端而解散，主要成员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少数部分则被合并进其他当地军事修士会。

医院骑士团在圣地失陷后将本部移到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后又转移至罗德岛，16世纪，土耳其人围攻罗德岛，医院骑士团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后撤离，并从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手中得到马耳他岛作为新的基地并经受了土耳其人又一轮围攻，直到拿破仑时期被法军占领驱逐。

条顿骑士团于十字军后主要从事于在东欧等地的拓张，与当地民族如波兰人、罗斯人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后分裂，其东部于15世纪坦能堡会战后被击溃，西部则于16世纪改宗，成为了普鲁士公国的源头。

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先后再次重建，但已成为纯粹世俗的普通组织直到今日。现在的医院骑士团是一个欧洲规模较大的慈善机构。

圣殿骑士团的覆灭其中牵扯到的就是欧洲早期银行制度的履行，同时也给条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做出了预警。

圣殿骑士团，又译神庙骑士团，正式全名为“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 1127年，国王派圣殿骑士团总团长雨果·德·帕英到欧洲活动，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认可和招募圣殿骑士。

雨果·德·帕英取道法国赴大不列颠招收新骑士，沿途接受了欧洲君主和贵族的竟相捐赠。其盛况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以来从未有过的。

1129年，圣殿骑士团得到罗马教廷正式支持，拥有诸多特权，遂迅速增长其规模、势力和财富，甚至发展出最早的银行业。

骑士团财产的来源有很多方式，上面提到的征税是其中一种，当然还有掠夺，但更重要的方式是获得赠予，从事商业和银行业活动。

在法国，很多贵族将地产赠送给骑士团，从此骑士团的地产几乎遍及整个欧洲，而且这些地产都是免税的。骑士团从事银行业则是这个组织的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页，他们开创了现代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最初是骑士团的成员由于守贫这一会规的约束，将财物交给骑士团。

这种行为很快演变为商业行为并扩大到骑士团之外，许多欧洲的贵族将贵重财物存放到骑士团里，由骑士团负责保管。这就和现代银行业的存款业务十分相似。事实上骑士团还发明了一种跟现代银行中的存款单很相似的票据，凭借这种印有骑士团特殊记号的票据就可以在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取出财物。由于骑士团的支部遍及整个欧洲，再加上教廷给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存款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各地的骑士团支部和圣殿里聚集了大量的财产，这时他们又开始了贷款业务。

1135年，骑士团借贷给西班牙的朝圣者，资助他们前往圣地。骑士团的借贷业务发展极其迅猛，其业务对象上至各国国王——他们曾经是法国国王最大的债权人，下至普通的朝圣者，他们甚至还借贷给基督徒的敌人撒拉逊人——这至少说明他们的信誉是十分卓著的。

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发布圣谕，再次确认了圣殿骑士团的地位。在政治上骑士团只对教皇负责，其它任何世俗政权都无权指挥它。在经济上骑士团不仅享有免税的特权，而且还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收取什一税。

圣殿骑士团的拥有的财富之巨大只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12世纪末期，圣殿骑士团在基督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其中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堂和城堡，如伦敦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柏林的圣殿宫（Tempelhof）。有一段时间骑士团甚至拥有整个塞浦路斯岛。它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计有600万英镑。这些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使圣殿骑士团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其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富有使他们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即便在战场上损失巨大，他们也能迅速恢复，但这财富最终也使他们走向毁灭。

1307年，其众多成员在法国被捕，残酷审讯后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1312年，身处亚维农教廷的教皇克雷芒五世被腓力四世施压，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

华夏文明东周礼教宗法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武士阶层。他们是中国古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中的的特殊阶层。士分为两种：武士和文士，文士出智武士出力，但两者在精神上有同样的追求目标，一样遵循智信仁义，对于自身的尊严与道德要求很高，“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便是出自于该时期。

赵氏孤儿的故事反应了当时礼教的君臣忠孝文化

吴子兵法卷下，论将第四：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戎，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戎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

《孙子兵法·始计篇》选段：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东周时代，随着战争的频繁，贵族阶级里的大夫和士人，对于尚武精神也越来越重视。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亲临战场最为频繁的时代，春秋五霸都曾亲临战阵杀敌浴血，国君的示范无疑引发了上行下效。列国并存的宽松体制，极大地包容了士人和大夫的独立人格，使武士的出生地并不是其效忠一生的终极归宿；

而主公对于人才的厚待，也庇护了这种文化，让当时的大夫和士人们，还有从军作战的国人们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基本的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之后，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豫让在中行氏和范氏服务时，仅仅受到普通待遇，而被智伯当作国士，即使主公被灭，他依旧以自残毁容的方式伏击赵家首领；最后赵襄子被豫让的忠义所感动，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做象征性刺杀，成全了豫让的心愿。以上的种种因素，都是尚武精神和独立人格得以在春秋时大大为伸张的原因。

此时的东周武士，遵循的是周朝礼教的宗法制度所演化的武士精神，忠诚与服从的品质象我们前面说述的；失去了暴力秩序下的侵略性与攻击性，而成为了君主与宗教手中的利刃。君主与宗教联合所执行的宗法秩序，成了这个时代军事权的保险鞘。

宗教武士还有：佛教武僧、南美祖鲁武士、印度锡克教武士、穆斯林的吉哈德……等等，上述宗法武士们，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足够的名声，足以证明这些武士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建立了多大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