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其内部有哪两个不同的派别?

昊轩读文史

2021-04-30 17:42历史领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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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在公社委员会中工人阶级占居领导地位。但是,公社并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公社里的两个派别,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多数派以布朗基派为主联合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主义的信徒。这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前者主张成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巩固共和国;后者则想保持公社的城市自治机关的性质,认为未来的法国应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联邦。

大体说来,“多数派”在公社里主要领军事、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少数派”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布朗基派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对敌人实行专政和恐怖。布朗基坚决反对在革命后立即着手选举,认为首先应该实行“巴黎专政”,他的名言是:“一旦把塞在工人嘴里的布块取出来,就要把它塞到资本家的嘴里去。如果在1848年实行一年的巴黎专政,就可以使法国的历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压迫。即使需要搞十年(专政),那也不应当动摇。”布朗基主义者想要建立的专政只是少数人的专政。他们轻视理论的作用,只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活动,而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同时他们也没有提出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

这一派的著名人物有费烈(担任治安委员会主席)、瓦扬(1840-1915,负责指导国民教育)、里果(曾任驻警察局代表和公社检查官)。费烈和里果主管公社治安委员会时,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内奸等方面,为公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他们采取的措施还不够坚决有力,新雅各宾派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工人阶级中没有群众基础。他们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任何主张都极为仇视,尤其反对剥夺剥夺者。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德勒克吕兹(1809-1871)等。蒲鲁东派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中,蒲鲁东派早已分裂。

巴黎公社期间,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完全滚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拥护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工人阶级。例如托伦跑到凡尔赛,投靠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反对公社,被第一国际开除。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主张革命,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前提,但是他们不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没有完全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的领导人是瓦尔兰。1870年他当选为第一国际巴黎总支部的主席,在反对“国防政府”的卖国斗争中,曾先后担任国民自卫军营长和中央委员。3月18日起义后,被选入公社委员会,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主管公社的财政和经济工作,使公社的收支基本上达到平衡,保证了国民自卫军军饷的供应。后来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保卫公社而英勇牺牲

公社内部的两派在5月16日一度公开分裂,因为蒲鲁东派反对建立公安委员会,并登报声明将不再出席公社委员会的会议。后来由于群众的批评和国际巴黎支部的帮助,才重新回到公社。列宁指出:“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教,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尽管当时伦敦和巴黎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马克思仍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使国际总委员会和巴黎取得了联系。总委员会曾派代表赛拉叶到巴黎,参加公社的活动,经常向伦敦报告巴黎事变的情况。马克思与公社委员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保持通讯联系。弗兰克尔当选为公社委员后立即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对公社如何进行社会改革提供意见和指导

5月7日至12日,弗兰克尔曾亲往伦敦会见马克思。瓦尔兰等公社领袖,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和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教育中,提高了革命觉悟,逐渐地摆脱了蒲鲁东主义陈腐教条的偏见,但他们的转变仍是不彻底的。马克思给公社提出的某些重要指示,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和及时执行。比如,马克思曾劝告公社应当提防领导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警惕象皮阿、格鲁赛、韦济尼埃这些不可靠分子的活动;公社应该派代表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发动那里的工人阶级参加共同的斗争;公社应特别警惕梯也尔和俾斯麦的勾结,要加强巴黎北部防务,防止凡尔赛分子通过普军驻扎区袭击巴黎。马克思还把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进行秘密勾结的详情通知了公社,并要求他们把梯也尔及其政府成员所犯罪行的全部文件送到伦敦去,立即予以公布,以便牵制公社的敌人,等等。

可是,公社却没有这样做,以致犯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可见,公社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是与某些领导人受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和执行了马克思的一些具体指示有密切关系的;反之,公社犯了许多错误,也恰恰是由于某些公社领导人离开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没有及时执行马克思的英明指导的结果。巴黎公社的事业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伟大事业,它最能激起人民群众高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的首创精神。正是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了蒲鲁东和布朗基主义的种种荒谬理论的束缚,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伟大的创举中,人民群众创立的革命俱乐部(包括工人俱乐部和妇女俱乐部)、职工会等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不仅是公社联系群众的纽带,而且也是对公社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行使群众监督的工具。巴黎每天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参加各种俱乐部会议,经常向公社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使领导者能够及时地听到群众的声音。正是在巴黎劳动群众当家作主、忘我斗争的推动下,公社的领导者在许多问题上得以纠正自己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列宁曾指出:“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英勇的保卫战

巴黎公社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打翻了资产阶级秩序,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但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必定要用全力进行反扑。从4月起,当反革命武装有了扩大的时候,梯也尔就开始向巴黎进犯。在凡尔赛的军事进攻面前,巴黎的无产阶级以英勇的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指挥不统一,战略上有错误,战斗逐渐转入劣势。5月8日,巴黎西南方向的一个重要据点伊西炮台,被凡尔赛匪军占领了。在凡尔赛武装进犯的同时,反革命势力在巴黎城内紧密配合,进行猖狂的破坏和颠覆活动。

凡尔赛的间谍窃取军事情报,反革命分子纵火烧毁工厂,法兰西银行竟成为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资产阶级的反动报刊公然制造反革命舆论。凡尔赛匪帮残暴地杀戮被俘的公社战士,优秀的公社领导人杜瓦尔和弗路朗斯未经审讯就被枪杀了。梯也尔的双手沾满了巴黎革命烈士的鲜血。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公社决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4月5日颁布《人质法令》,规定只要再杀死公社一个士兵,公社就用处决一个或两个反革命分子来回答。公社先后逮捕了大约二百六十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巴黎大主教等),封闭了三十家反革命报馆。

5月1日,公社正式决定建立拥有广泛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责是统一军事指挥和镇压反革命。但是,巴黎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不够坚决,《人质法令》虽然公布了,却迟迟未予执行,直到5月24日,当凡尔赛匪徒闯进巴黎,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陆续枪决了巴黎大主教等一批人质。公社虽然查封了一些反革命报纸,却没有逮捕报馆的反动人员和没收印刷厂,以致他们仍能在隐蔽形式下继续活动。公社在运用它的革命权威方面,特别是在当时那种非常时局下,完全不是太多了,而是实在太少了。凡尔赛匪帮为了借助俾斯麦的刺刀,扼杀公社,于5月10日,和德国签订了可耻的《法兰克福和约》。此后,德国不仅准许凡尔赛扩军,而且释放了十万名第二帝国的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反革命力量。

在公社与凡尔赛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俾斯麦竟许诺凡尔赛匪军通过德军阵地,从北面闯入巴黎。到5月中旬,战争的形势对公社越来越不利了。可是公社毫不动摇,巴黎工人的妻子儿女也都参加了战斗,为保卫公社而献身。国民自卫军第六军团指挥官,就下令表扬过两个青少年的英勇作战事迹。一个是十四岁的爱尔尼斯德,一个是十七岁的费力克斯杜南。兄弟俩跟随部队一起冲锋。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占领了一座街垒,小兄弟把军旗插上街垒时牺牲了,哥哥又冲上去保卫军旗,并且想把小兄弟的尸体抱走,结果也牺牲了。他们的父亲没有落泪,而是拿起武器同敌人血战到底。塞纳河上的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敌人打坏了,但船员们宁死不屈,他们高喊着“公社万岁!”的口号,同炮艇一起沉没。

巴黎的劳动妇女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她们与全体劳动群众一起,在城市街道上和广场上建筑了成百个街垒。许多妇女不仅担任了战地的医务工作,而且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她们英勇顽强,坚守每个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总之,公社战士们在浴血奋战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5月20日,凡尔赛匪帮向公社发起了更猖狂的进攻。由于城内奸细的策应,敌军于21日潜入了巴黎西南方的圣克卢门,冲入市区。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从21日到28日的一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5月22日,公社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中号召:“拿起武器来吧!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吧!你们知道,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果不胜利,就要落到凡尔赛反动派和教权派的魔掌中,这些坏蛋一心要把法国出卖给普鲁士人,而要强使我们为他们的叛国行为偿付代价!”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号召,挺身投入保卫公社的战斗。

巴黎的街道和广场到处筑起场所。男子、妇女以及儿童都参加了这场阶级对阶级的搏斗。23日,公社最重要的阵地蒙马特尔失守。24日,敌人攻占了市政厅。25日,公社发出最后的告示,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27日,一批公社战士退到了巴黎东郊拉雪兹神甫墓地。在这里,他们同凡尔赛的豺狼们英勇战斗到深夜。最后的一批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全部壮烈牺牲。恩格斯写道:“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5月28日,公社的最后据点陷落了,巴黎公社失败了。凡尔赛的匪徒们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巴黎工人阶级实行报复

三万多社员遭到屠杀,公社英雄瓦尔兰、里果等都慷慨就义。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社的优秀儿女表现了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在法庭上不畏强暴与敌人作斗争,她说:“有人指责我是公社的女成员。是的,当然是对的。要知道公社首先要实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对我来说是最可宝贵的目的。我以我是社会革命的一个拥护者而自豪。”“如果你们留我活着,我就要永远不停止喊叫复仇。”公社委员费烈,把敌人的审讯变成了对敌人的控告,他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我的遗言是:将来要纪念我,并为我报仇。”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成千成万公社成员遭到极端野蛮的残杀和迫害;梯也尔和他那一伙“文明”强盗,正是在巴黎的瓦砾堆中摆开了人肉的筵席。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巴黎公社失败了

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而在巴黎公社中占优势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则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其次,巴黎公社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在3月18日革命之后,未能把内战迅速地坚决地继续下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发扬追穷寇的革命精神。它没有趁梯也尔反动军队土崩瓦解的时机,直捣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而是忙于筹备巴黎的选举,给了凶狠的敌人以喘息的时间,使梯也尔能够重新纠集反动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致使千万革命者人头落地。

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也不够及时,不够坚决。隐藏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积极充当凡尔赛的暗探和帮凶,是梯也尔搞反革命复辟的一支最危险的别动队。公社对这群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虎豹豺狼,表现得太“仁慈”了,对于镇压反革命的《人质法令》却没有坚决执行。革命的人民不应忘记梯也尔咬牙切齿地狂前:“我是不会留情的”;不应忘记正是巴黎的奸细把这个刽手手和凡尔赛匪军引进巴黎的。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严重的失策。当时银行储存着三十亿法朗的巨款,公社没有实行没收。

派去的公社委员、右翼蒲鲁东分子贝累执意反对银行国有化,竭力主张不干涉银行的内部事务,甚至放纵银行向凡尔赛输送了二亿五千万法郎,作为梯也尔绞杀公社的反革命经费。此外,公社没有真正认识到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1871年4月,公社曾发布一份《巴黎公社社员告劳动农民书》,强调了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利益的一致,“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的解放”。但是,公社未能及早去发动、领导农民运动,促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神甫的影响,争取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当时,梯也尔与俾斯麦狼狈为奸,死死地围住巴黎城,深恐巴黎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建立联系,因此,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被隔绝了,迫使它不得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就这样,巴黎无产阶级的政权被内外反动派勾结起来给扼杀了。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

巴黎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遭到资产阶级的种种恶意诽谤。为了回答敌人对公社的诬蔑和攻击,总结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4月18日马克思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书,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马克思立即开始起草宣言,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5月30日,即在公社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第三天,马克思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的第三稿。《法兰西内战》是声讨卖国贼梯也尔之流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滔天罪行的檄文,是巴黎工人阶级气壮山河的斗争史册。当巴黎硝烟弥漫,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在不同场合所总结的革命原则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的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胜利以后,仍要依靠革命的武装来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正是在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就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七十二天。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创人巴黎公社的经验还证明: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马克思非常重视巴黎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1870年秋,在巴黎工起义前,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但是,过了半年,当巴黎工人阶级以无比的英勇气概举行起义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这次无产阶级革命。他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还证明:无产阶级要建立巩固的专政,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地总结了巴黎公社这方面的经验,1872年在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上提出的一项决议案中说:“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巴黎公社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它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着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腐朽没落

结语

巴黎公社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无限创造力和伟大的国内革命战争力量,教育了欧洲工人阶级具体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进一步驱除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宣告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破产;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马克思的这个伟大预言正由历史的必然变为光辉的现实。

参考资料:《世界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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