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4日：红色的警告
中国青年报2021-04-23 08:45
红色的警告
本报记者 雷收麦 李伟中 叶研 实习生 贾永
编者按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作为一段震撼人心的记忆，留在了1987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同大自然相互认识的史册上。
在熊熊的烈火面前，我们顽强的人民，我们英雄的军队以及参与这次扑火的许许多多的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部署指挥下，经过殊死搏斗，夺取了这次扑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们的业绩真正是赴汤蹈火、彪炳史册！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肇衅于何时？蕃衍于何方？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
我们希望尽可能如实地记录这场灾变的史实，献给关心着这场灾变的人们，献给在改革中前进的祖国。
一把火，一把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五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
“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
“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北纬53°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
“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
是的，现实给人类的答复往往不只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还是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关于火种的故事
A 关于加格达奇的故事
大兴安岭地区共有人口31万，是一个以木材和营林生产为主体的森工企业。首府加格达奇——美人松的意思，一个由少数民族语言赋予的美称。
虽说这里人口不稠，工厂不多，但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大都市里有的这里几乎一切都有。
许多奔扑火而来的记者都想不到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里。
然而，你茫然了。这里不叫镇，也不叫市，而被称作“加区”。
“为什么不能叫市呢？”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
一个媳妇仨婆婆。它不敢称“市”，一旦称“市”，行政归属问题就会扯皮，内蒙古自治区想收回它，黑龙江省又不肯轻易放掉这“碗边的肥肉”，更何况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的林业部呢！于是，加格达奇只好委屈了。
大兴安岭成了真正的“一仆三主”。每年的企业赢利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
1985年国务院规定，大兴安岭可从企业赢利留成中提留近五千万元育林基金。田纪云副总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于林、用之于林”。就是这笔经费也要七扣八扣，林业部拿去相当大一部分移作它用。余下的除去上缴能源交通费，扣除维持营林机构经费等，用于森林保护的只剩下9％。而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若干项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道路，是林区的神经和血脉。有了道路，既能作为防火隔离带，又能为快速扑灭山火提供交通条件。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道路的建设，这些国家每公顷林地拥有道路已达5——7.5公里，我国的伊春林区每公顷拥有道路2.2公里，而大兴安岭每公顷仅有道路1.1公里。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林业部的计划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计划司，人人都当“二传手”，谁也不肯掏腰包。
解决柈子城问题，既是节约木材，减少浪费的一个渠道，又是解决防火隐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煤，当地有，位于西林吉的古莲煤矿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但也苦于没有道路。“要修建道路，连通古莲。”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领导早就下了这个决心，不可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伸手要钱，还得找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计划指标，你不给钱，我们自己解决，大兴安岭准备从已被拨去的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以“无此文件”规定为名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他们只好边斩边奏，修通了古莲至图强的一条沙石路。正是这条路竟成了一个屏障，在这次扑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这笔修路费用还在地方财政的赤字栏上。
同样，森林瞭望塔是林区的眼睛。由于经费不足，大兴安岭的森林瞭望塔仅是伊春的1/3。缺少瞭望，无法判断火灾的方位。“5·7”大火中，由于方位判断的失误，一度影响了正确的指挥。400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战员受命驰援，辗转奔波了四天，竟然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
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B 钱袋的故事
八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旧体制的框架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
由于大兴安岭的体制缺陷所决定，防火工作先天不足。
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
又是一个三足鼎立！
三家各有各的经济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战斗整体。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1985年起，大兴安岭建立了护林防火中心，这里也组织了多人去国外培训。主管防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凤鸣说：“我们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装备现代化、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和资源管理中心，可林业部迟迟不表态，直到今年的5月5日，发生森林大火前夕，还在为资金扯皮。”
漠河县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县份，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廪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可是在防火投资上，他们却抠得令人瞠目。
按理，作为西林吉林业局所在地的漠河县应该建一座气象站，哪怕建一个气象哨也好。可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也没人操这分心。
记者向县里一位副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北极村’里有。”
距县城80公里的北极村，确有一座气象站，归属国家气象总局，负责全球气象资料的交换工作。站长周汝锵告诉记者，他们没有为漠河县提供气象预报的责任与任务，再说距离80公里，小气候也会有差异。话虽这么说，但这个站每年防火防汛期都主动向县里提供天气情况。谁能想到，漠河县这个“受益单位”却死活不肯掏这几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周站长苦笑着：“前些天还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为这事扯皮呢。”
扑火过程中，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计算，这次大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扑火救灾，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元。
这笔帐应该由谁来算呢？
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平时不肯对森林防护多投资，而到发生火灾，却丢了大本钱。群众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这钱花得冤啊！”
C 两个“马大哈”与四个“酒鬼”的故事
请谅解我们使用了“马大哈”这样不雅的词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机会恰恰丧失在这批“马大哈”手中！
因使用割灌机在林区造成了多次火灾。今春，大兴安岭林管局发出通知，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部署是部署了，可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4月28日，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指挥科一位副科长手里，八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五个，恰恰是那生灵涂炭、惨遭损失的北三局没有被通知到。
5月5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此刻，较漠河境内出现的两处火情早一天；较大火吞没漠河县城早两天！
如此重大的气象变化，居然没触动县防火办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经。他没有向主管负责同志汇报，而把这预警截留在办公室中了。
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火前，就是扑火救灾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大兴安岭地区某局参加扑火救灾的小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西线我们的车经常拉指挥部头头。一天，一位副总指挥去检查火场情况。
“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别说头儿了，我都气得慌。
“副总指挥问：‘为什么不打火？谁是领导？’你猜那哥四个咋说：‘咋的呀，这疙瘩我们管，你是干啥的？’”
“一听说是副总指挥，还是省政府领导，这哥四个才紧张了，说马上组织扑打。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还是当地林场的呢，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
听来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诞，又都是个别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代表。但在国家机器的链条上，有这么几个齿轮有毛病，那机器还怎么正常运转！
D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让我们把视线缩微到漠河县，只把视点聚焦到防火工作上，或许能从这悲剧发生前的情节里发现些什么。
过去，漠河县驻扎着一支由七十多名干练的小伙子组成的武装森林警察，主要负责富克山的森林防护工作，当然也协助西林局林业局扑灭过不少次山火。
然而，这支被群众称作“森林卫士”的森警队伍竟被“请”出境了。
事情是这样的。富克山里有黄金矿藏，县里为增加经济收入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散劳动力开矿淘金。采矿中不免发生一些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根据有关法规收取费用，因为县里有人多次弄虚作假，被森警队罚款一万二千多元，于是留下积怨。
去年11月的一天，值勤森警拦住县黄金公司副经理的小车，检查进山证，并因此发生纠葛。接着县里公安局立案侦察，审计局检查罚款是否有经济问题，物价局也派人检查森警队办理“入山证”是否多收了钱……
这种事本不奇怪，可结果是漠河县领导拍着胸脯保证：“撤了森警，护林防火工作由我们统一管理，保证管好。”经地区有关领导拍板定案，森警队就这样撤离了漠河。
“官司”打完了。至于护林防火工作，县里虽然成立了一支30人组成的快速扑火队，可是第一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第二没进行一天的训练。大火烧来后，人们又怀念起森警来：“要是森警队在这儿，拿起风力灭火机，突突突，早灭了！”然而，晚了。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县的消防工作。去年春天，县糕点厂着了一把火，消防车拉着警笛来了，水枪手端起水枪摆出架式，谁想，消防车的水箱里没有一滴水。
平时，消防车多用来接站送站，有时接送站竟也拉响警笛。今春以来，不管风势大小，总是拉着警笛兜着圈子呜呜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消防车再叫，也没人当回事了。
一位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叫烽火戏诸侯啊！”
从上述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体制的不协调，由于某些干部的玩忽职守，由于对特大火灾放松了戒备，在大兴安岭——我们祖国的绿色宝库中，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火种。
烧不散的会议
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
“噢，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烟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山里着火，就象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样，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领导说的那样，这把火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
会议照样进行……
8日凌晨二时至四时许，从古莲火场烧来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又分层次召开县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
类似的会议在另一个火区——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以同样的节奏召开着。这天夜晚，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古有救了。谁知，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参加会议。23点45分，几位县里的领导仍围绕“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在争论。屋外，狂风大作，火光已经烧红了夜空，手持风力灭火机的上百名森警队员望着即将进镇的大火急得直跺脚。屋内张教导员被这种没完没了的会议激怒了：“你们研究，我们打火去了！”他率兵冲向迎面烧来的大火，此刻，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会而议之”。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要有特殊的动员方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一个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
大火对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是不留情面的！
在大火映衬之下
当大火来临之际，我们的干部们都在做些什么？
翻开5月7日的历史纪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以其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为抢救群众和国家财产而奋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同一时刻和同一地点，有的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另一种角色。
A 在社会责任与自我保全撞击的一刹那
5月7日下午四时，古莲火场狂风大作，火借风势，如同《天方夜谭》中的魔鬼从魔瓶中爬出，可惜，在它刚刚从魔瓶中露出头角时，没人把他堵回瓶中。而这，任古莲火场指挥的县委李副书记原本是应该能做到的。
本来，这把火并不算太大，经过林业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整夜的扑打，7日上午明火已经熄灭。按理，应全力以赴清理火场，消灭残火、余火，打出隔离带。可他们没这样做。
火场上，只留下少许职工看守。千余扑火大军退至公路。李副书记在面包车里吃罐头去了。
老天爷留给漠河人民免受劫难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
终于，烈火窜跳起来，突破了没人防守的防线，轻而易举地向远方推进。
全军撤退，寻找安全地带——李副书记做出了抉择。
“我去派车，一会儿来接你们。”说罢，他钻进小轿车，一溜烟奔回县城。
群龙无首，被他扔下的扑火大军失去了同烈火最后一搏的机会。火魔狞笑着，摇了摇凶恶的身躯，朝人们扑来。回县城后，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疏散家人。有人看到，这位年轻干部赶在大火进城前，将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此后，他又去指挥群众疏散了——这是在从他手上放跑的火魔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时候。
B 自信精神与自然规律
当黑烟红火的立体屏障遮天蔽日地推近到县城西侧山梁的时候，县委王书记当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她泼辣果断，当然，她也难以接受哪怕是失败的可能。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她抄起电话，通过广播电视再次下令出击。
“县城里的男女青壮劳力，一律自带工具去西山打防火道。老弱病幼留在家中，不得乱动。要相信政府……”播音员正参加地理气象函授学习，他根据这几天蒙古高压槽的移动，预料到可能有强风。他想在王书记的紧急通知中加进让群众赶快疏散的话，可他没敢——“所有人要听从指挥，不得违反纪律，违者严加惩处！”
留在县城的千余劳力走出各自家门，赶到西山梁子的时候，大火已怪叫着进镇了……
这天，地区每隔一小时来一次电话询问火情，县里都未能如实汇报，昨天，图强林业局已经集结了百余精壮的扑火队员准备前来支援，也被谢绝了。即使刚才，106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都被动员上山打防火隔离带的时候，她都未向图强求援，也没有向地区防火指挥部请调空运灭火队。
她相信自己的力量。
直到7日下午六时，大火临头了，她才慌张向地区报告：“请上级给予必要的指示和支持。”然而，一切都晚了。
地区张副专员：“今天我几次问你们火场情况。你们都说控制住了。怎么火这么大了才通知我们？”
王：“……”
就一个十多年前的知青来说，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泼辣果断的作风，但是，在这重大的灾害面前，她的科学精神却令人遗憾地与她的职务不相匹配。
“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你们要地区采取什么办法？”张副专员急切地问。
王：“如可能，马上把图强的消防车调来。”
王书记想到图强的消防车了，却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火浪，正以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高速向图强涌去。
图强派去的两辆消防车中途遇火，其中一辆被火吞没，两人遇难。
未几，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葬身火海。
C 废墟上的红瓦房和它的主人
灾后，漠河县城凄凄凉凉的废墟上，奇迹般矗立着一栋红砖瓦房。这里住着四户人家，其中东头：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高家；西头：县公安局消防科科长秦家。
“这栋房是秦科长用消防车和推土机保下来的。”群众反映，当时消防车呈“品”字形卫护在高、秦二宅周围。
“我保县长？我是保人民啊——！”消防科长说。
“我不把消防车卡住那儿，人就烧死多啦！再说谁的财产都应该保嘛。”
一个饮食个体户的话：“11点钟火都小了，我带孩子们回来保饭店，见四台消防车和大推土机全力保红旗旅社（县长和秦科长住宅旁）那疙瘩。那时，我前边吉祥旅社还没着，我说你们消防车去把吉祥旅社东边刚起火的小房打灭，这旅社就保住了。可人家不理我。那工夫只要好好组织，不少房子能保住。我家的饭店着了，就是俺爷儿几个救下来的。”
推土机手证明：“那晚都半夜多了，秦科长骑着摩托车喊我去推防火道。先是绕着他们那栋房推了一圈，接着又让我去推靠高县长家的那两栋房。好端端的房子，又没起火，推了多可惜，我不忍心下手。见我犹豫，秦科长跳上车来指挥，推倒了那两栋房。周围没什么大火了，还打啥防火道啊！”
红瓦房在废墟中巍然矗立。
烈火借给了人民眼睛。
D “宿命”与大话
“我原籍河南新野。三国时火烧新野，如今又火烧漠河。晦气，晦气！”漠河县高县长对记者来访时的寒暄，竟有一种宿命的味道。
5月31日中午，记者来到高县长家。
县长很热情，他十五岁当兵，十九岁转业到林区。任漠河县县长兼西林吉林业局局长之后，他拿出了更高的热情与魄力。
“1983年我来时木材产量才9万立方米，去年已增到24万！”高县长自豪地对记者说。这期间，漠河还成了万两黄金县，市政建设也初具规模。
然而林区建设中还有至少与木材生产同等重要的工作。
1958年，刘少奇同志视察伊春林区。他问当地负责人：“在林区什么是第一位的工作？”
“防火。”对方回答。
“对了。”
去年9月11日，田纪云副总理视察漠河时明确指示：“柈子城问题不解决，会火烧连营啊！”高县长当即保证：“我们保证以煤代木，尽快解决柈子城问题！”
然而，直到漠河受灾，县里只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煤炭公司，共拉煤一卡车。县领导家的柈子堆却越来越高。
“这回完了。”高县长对记者说，“最低限度是撤职。我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可能会服刑去。’唉，最基层的责任者就是我。”高县长感慨万端。
不知算是可叹还是可悲，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掉了，6月2日，全县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县长的嗓门又洪亮起来：“同志们——！我们要拿出当年大会战的精神，三个月完成相当于过去十年的建筑任务！建筑总面积207,732平米！其中平房364栋，楼房40栋！”
台下听众望着大片废墟苦笑。不论从实际施工期计算，还是从铁路运输能力来看，三个月完成20万平米的建筑量根本完不成。
“……火灾震动世界，人人关心着中国的北极——漠河！我们建设的快慢，显示着……”高县长仍在真诚而激动地说着。
大火向人们昭示了这些现象，却未能烧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不是结束语
我们准备结束本篇，但并不希望结束这场灾难留给人们的思考。
此刻，我们要将如下严峻的数字摆在读者面前：
据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文件记载，1966年一场因吸烟引起的大火，共燃烧了32天，毁林52万公顷。从1964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到今年五月这场特大火灾之前，森林可采资源减少了一半。其中森林火灾烧毁4,865万立方米，占可采资源的30％。按开发20年的消耗比，大兴安岭林区只能维持生产26年了。大兴安岭开发到1986年，22年间，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881起，烧毁森林面积等于这些年来营林更新林地面积总和的164倍！
大森林——人类的摇篮。
大兴安岭——这个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中国最大的林区，这个生长着祖国未来无数栋梁之材的绿色宝库，竟年年在遭受着如此的戕害！
连年的大火，该烧醒酣睡的人们了！
“我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语调颤抖：“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
1987年6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代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
1987年6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常委们代表十亿公民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他们说：
“现在官僚主义相当严重，相当普遍。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大火向我们发出了红色的警告，也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山火还在燃烧，漠河县却让县里各单位派车派人打扫市容卫生，以“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本报记者 叶研摄
题图照片：灾后的图强镇，一片废墟。贾永、伟中摄
来源：中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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