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庞惊涛:共同的寻找:余华的南下《文城》与徐则臣的《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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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03-1210:31封面新闻官方帐号

文/庞惊涛

用两个晚上读完余华的新长篇小说《文城》,深陷于余华的绵密叙事和丰沛想象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流水一般展开,林祥福南下寻妻之旅注定不会顺利。太平盛世,科技发达,大数据加持,尚且不能每寻必着,更何况战争年月,交通不便,社会动乱的大环境下,加上被寻的对象刻意躲避或者逃避,寻妻何其不易。尽管对余华的苦情甚至悲情书写早已有心理准备,但看到林祥福寻妻无果而后命丧他乡这一结局,还是不胜唏嘘。这个结局让我们不得不发出一个思考:这一次南下“文城”的寻找,意义何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先要理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即林祥福寻妻的执念究竟从何而来?说来也不复杂:“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就是这么简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父母高堂,儿女双全,这样的家庭才算完整。林祥福不能接受刚生下来的女儿没有母亲,所以他不惜当了家产,南下到文城那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寻找妻子小美。“寻找”既是林祥福的执念,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执念,也是《文城》要探讨的“隐”主题。

这个“隐”主题,在另一部长篇小说里也非常巧合地存在。作家徐则臣的《北上》尽管明确于书写“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但“寻找”的故事线头下,仍然有和《文城》一致的传统执念:意大利来的哥哥小波罗,顺着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马福德。尤其巧合的是,两个故事都放在清末民初以及军阀混战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线里,一条水系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横亘在两种文化和语境之中,让这种寻找既充满了亲情的柔软,也布满时局的惊涛。《文城》里林祥福的寻找,是南下;而小波罗的寻找,是北上。一个中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在小说虚构的时空里,因为“寻找”而相遇,并帮助《文城》和《北上》,完成了一个“隐”主题的互勘。

信念与忠义:地不分南北

从文化上看,无论是《文城》还是《北上》,都有对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深度触及。

《文城》的“出发点”,是余华并不熟悉的北方,大地、田庄、纺织机,是他在《文城》里写到的“北方文化”或者说北方印象。南下的“文城”,即小说中真实存在的溪镇,是一个“抬脚即是河,出门即坐船”的南方水乡,这是余华成长的母地,所以写来相当娴熟而充满感情,绝没有北方的疏离感。

而《北上》的出发点,则始于余华熟悉的江南,终点,就是首都北京城。同样生于南方的徐则臣,对江南水乡也有明显的偏爱,所以看得出,南北的差异实在是泾渭分明。《文城》的地理布局,尽管有着南北的宏阔跨度,但重点还是在余华可以驾驭的南方文化里。两个文本互勘,我们就容易将这样的布局,看成是作家对南方的留恋和礼赞,或者说,形成这样一种粗浅的认识:南方更风流蕴藉,北方更苍凉悲慨。如此,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两个文本希望在南北之间架设的文化沟通本意:即地不分南北,在中国人的传统精神里,信念与忠义并没有地域上的差异。

《文城》中,林祥福的北方基因是不能忽略的,他带进南方溪镇的东西,是先天性的、入骨血的。这让他在溪镇并没有遇到矛盾、抵触甚至冲撞,他的极快融入甚至说如鱼得水、威望日上,除了南方文化的极强包容性,还有南北文化里相同的传统信念和忠义精神。小说里的百家奶、木器社以及溪镇守卫战,都是这种地部分南北的体现。林祥福愿意为赎回顾会长而慷慨赴死,既有北方基因的影响,更有南方风气的熏习。南北交融,在溪镇演绎了一个乱离岁月的忠义壮哥。田家兄弟后来要护送林祥福的遗体回到北方故地,也是基于一种南北文化的相互成全影响。他们想带回的,不仅是林祥福的遗体,更有林祥福自己的信念和溪镇人的忠义。

《北上》安排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大运河这条水上动脉上的“寻找”,本意也是促进南北的融合。只是相对而言,《北上》这个文本的“寻找”隐主题,似乎更突出“人不分东西”,这一点,下面重点来讲,此处姑且略过不谈。

值得注意的是,《北上》中孙过路的这一人物形象,与《文城》中“和尚”这一形象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施恩于己的人,千金一诺、以命相报、慷慨悲歌,正是传统忠义精神的最好写照。而谢平遥,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身上更有着体恤民生的悲悯情怀,他是南人,他带进北方的这种精神,使一场“北上”的寻找,充满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乱离之世,苟且偷生,但总有一种精神,在照亮着黑暗的夜空。《文城》小小的魔幻与荒诞,并不影响它在“地不分南北”这点上,和《北上》的写实殊途同归。

亲情大于天:人不分东西

《文城》和《北上》都有一种超越民族和种族之上的人类感情,即亲情。《文城》是夫寻妻,《北上》是兄寻弟。放在战乱年代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里,便极其难得。如果说《文城》的亲情观,是中国南方北方都一样的,那么,《北上》的亲情观念,则是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在亲情这个问题上,两个文本的互勘之处在于,人不分南北,亲情大于天。

《文城》中的林祥福,是一个先失父亲、再失母亲的孤儿,所以把亲情看得至为重要。也因此,与他日常生活相交的人,他都愿意待以极大的善良和亲近。他到溪镇遇到的陈永良李美莲夫妇,即是这种亲情外溢的体现。这种亲情观念当然也对陈永良夫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所以当林祥福女儿林百家被土匪劫持后,李美莲毫不犹豫地让儿子陈耀武去顶替了林百家。潜意识里,李美莲已经把林百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而受惠林祥福良多的陈永良,则将林祥福视为自己的兄弟,所以,林祥福被土匪头子张一斧残忍杀害后,陈永良发誓一定要为林祥福报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得尝所愿。如果没有这种大于天的亲情维持,陈永良手刃张一斧显然很难做到,而他后来带着一个民团队伍追打土匪,也是激于万亩荡上被无辜冤杀的村民们一种广义上的亲情。

如何解释母亲小美对女儿林百家的抛弃?我认为这仍然是小美亲情观念大于天的一个痛苦选择,她选择了妻从夫,阿强是她亲情的最早源头和根本,林祥福只是这个源头和根本之外的一个意外。也因此,她和林祥福生下的女儿,就只能在放在亲情的第二顺位。东方式的传统亲情观念里,大于天之外,也有无奈。

《文城》东方式的亲情大于天,在《北上》里,体现为小波罗的只身来到中国寻找弟弟的这一壮举。这是他的亲情大于天,只是略为不同的是,小波罗还为这一次“寻找”增添了一个意大利式的浪漫动机:像马可波罗那样考察大运河。这个附加的浪漫动机当然很西方,但不影响主体的亲情动机。他也有一个执念,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弟弟,哪怕他已经死了,也要知道他死在哪里。在亲情观念和生死大事上,东西方其实并无町畦。为此,小波罗也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文城》里的林祥福,与《北上》里的小波罗,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人,作为相同的“寻找者”,其命运结局都是一致的,它揭示了在亲情观念上人不分东西的一致。所以,小波罗作为寻找者,最后的命运结局,都是和《文城》中的林祥福一样,身死异乡。意大利维罗纳,就是林祥福再也回不去的北方。

徐则臣显然不会料到,余华会在他的新长篇里,写一个和他的《北上》相似主题的故事。但《文城》也并非要循《北上》走出来的路,它们只是巧合,在共同的“寻找”里偶然相遇,惺惺相惜之余,默契于心。一先一后,两个文本通过一段共同历史和地理的“寻找”,似乎都在说着一个相同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一维度来考察,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似乎从未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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