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改名秀洲区纪实｜嘉兴市所辖二区：一个叫城区，一个叫郊区
嘉兴正春和文化2021-03-09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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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秀洲区区名一事是我负责办的，这是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办的一件实事，所以印象较深。
为让更多的同志了解改区名这事的来龙去脉，我愿意谈一谈这件事。
撤地建市后，嘉兴市所辖二区：一个叫城区，一个叫郊区。
城区于1993年改名为秀城区，而我们郊区这名一直沿用到1999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个拥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县级大区没有一个正式的区名，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
往往是有的客商要找郊区区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时，通常会先找到市政府，经他们指点再来郊区政府。中间这么一转，费时费力，给客商带来了很多麻烦，影响工作效率。区政府一级机构是这样，下属的基层情况也相类似，所以从上到下要求改区名的呼声相当强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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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区委、区政府根据群众的呼声，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决定由区长寿剑刚牵头，由我直接负责，区民政局具体经办，开始着手进行更改区名的工作。
不过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大难题，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三年前已停办县、区级名字改名。为了既不违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精神，又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区领导首先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提出更改区名的理由和必要性，得到市领导的首肯。
这样，我们不仅自己，也和市里达成共识：郊区不是区名，我们是要为区正名。于是，更改区名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先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集区名，大家积极性很高，较短时间内就征集到数十个区名。
汇总后，比较集中的是取“秀州”这一区名。区领导认真讨论、反复认证后，一致认为“秀州”这一区名既传承了历史（本区域历史上曾称“秀水”），又和“秀城”相对应。所以，结合方方面面的意见，决定以“秀州”这一区名向上申报。
3
区名初定后，第一时间由区民政局写报告给市民政局，很快我们就拿到了市民政局同意的批文。我们马不停蹄将报告送省民政厅。
可报告在省民政厅却遇到点麻烦，省民政厅主管的同志都没有意见，只有时任省民政厅厅长张晓军提出异议。张厅长认为一个县级区区名中用“州”不太合适，和地级市杭州、温州的“州”相同，将来有人会把行政级别搅混。
可是，我们都认为无论从地域位置、历史内涵，“秀州”一名最能体现我区历史与现实的特点，所以区领导都坚持不改名。先是我和区民政局局长沈永法一起到省民政厅，向张厅长汇报工作，反复阐明我们要用“秀州”这一区名的想法和理由，但仍未能改变张厅长的看法。
后来寿区长和我们一起去，张厅长看我们这么坚持，最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在“州”前面加上三点水。去的同志都认为只要是“洲”（州），不管哪个“洲”（州）都可以，还自鸣得意，五大洲的“洲”，我们还大了。省民政厅这一关就这样算是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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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跑省民政厅的经验，在去北京民政部前，大家觉得前期工作还应做得更细点。所以我们找到前嘉兴市市委书记、时任省委秘书长的王国平，和他谈了没有正式区名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不便。
王国平因为在嘉兴工作过，所以非常理解我们。我们请王国平找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张德江，为我们给民政部写一封推荐信，因为张德江1986至1990年期间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王国平欣然接受。不久，我们就接到王国平来电，告知张德江已经把推荐信写好。我就去杭州王国平处将推荐信取回。
万事俱备，当年12月下旬，寿区长、我和区民政局沈局长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到了民政部，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民政部地市级以下的干部一律不接待。我们说明来意，并拿出张德江的推荐信，希望能帮我们向上通报一下，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拿着张德江的推荐信到里面，过一会出来说有人接待我们。
接待我们的是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的一位副司长和一位处长，他们重申了传达室工作人员的话后说：由于你们有张德江的推荐信，张德江是他们敬重的老领导，所以破例接待你们。
我们先表示感谢，紧接着把没有正式区名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不便，要求更改区名的理由、必要性向民政部区划地名司领导作了较详细的汇报、说明。
司领导听了以后说，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县、区级名字改名已停办三年了，但是鉴于张德江在推荐信中希望能给你们帮助和支持，看在老领导的面上，报告先放他们那里，能不能办试试看。
5
第一次北京之行的结果令人满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又四上北京。
第二次，我和区民政局沈局长到北京民政部询问事情的进展，区划地名司的同志告诉我们，司里已讨论通过了，但部长会议还没有讨论。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第三次上北京民政部再次询问。他们说，部长会议已讨论通过，报告也已经呈送国务院，并附了一份说明，解释为什么县、区级名字改名已停办三年还同意我们办理。
而正是民政部的这份说明对我们后来能拿到国务院批文起了很大作用。
民政部的报告送国务院后，大约过了一个半月我们第四次上北京。在北京我们千方百计，百计千方，通过各种渠道、关系，包括我在文化部的朋友等等，最后了解到分管这事的领导是时任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具体经办的是国务院秘书三局。
为了尽量快地拿到国务院批文，也是为了能和具体经办的同志联络一下感情，感谢他们对我们下面工作的支持，通过朋友搭桥，好不容易约到国务院秘书三局张局长出来吃饭，张局长很年轻。吃饭时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当时，我们认为北京烤鸭最有名，所以安排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就餐，包厢定不到，等了好长时间大堂角落才有了张空桌子，由同去的区民政局沈局长看着，我就去接人。
应邀的客人到后，可张局长却面露愠色，稍显不快地说：北京现在有很多傻，包括抽烟抽“中华”，吃饭吃“烤鸭”，等等。勉强坐下后，为了调节气氛，我讲了一些当时基层流行的、针砭时弊的俏皮话小段子。
张局长他们听后都捧腹大笑，他们在上层是听不到基层的这种声音，觉得很新鲜，气氛一下子好转，我们之间距离也近了，总算是有惊无险。在比较融洽的交谈中，张局长让我们一星期后再去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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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我们再次上北京。临行前，寿区长给我们下了硬命令，这次去无论如何要把批文拿回来，暂时拿不到就住在北京，直到拿到批文再回来。
一到北京我们就马上跟国务院秘书三局张局长通电话，他当天没空。第二天晚上见面后，张局长告诉我们，次日司马义·艾买提国务委员如果来国务院办公就可以拿到批文，让我们次日下午三点半等他电话。
次日，我们在既紧张又兴奋中等到了下午三点半，幸运的是张局长准时来电说，司马义·艾买提国务委员已在批文上签字，让我们去取批文。
当我手捧批文的一瞬间，那高兴、激动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份珍贵的批文现在保存在区政府档案馆内。
从隆冬到初夏，历时数月，期间有曲折，有奔波的辛劳，五次上北京，最终我们拿到了国务院批文。
我们回嘉兴后，区委、区政府举行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同意我区改名的批文。
从此，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响亮又好听的区名“秀洲区”。
--END
口述/陈美英 整理/叶加
【作者简介】叶加，文史学者。现任嘉兴市秀洲区政协《秀洲文史》编辑，《嘉兴档案史志》特约编审，上海书店出版社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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