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工网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延迟退休再次引发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
延迟退休政策关乎着每一位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为何要提出延迟退休政策?政策的制定要注意哪些问题?是否会造成年轻人就业的“挤出效应”?针对这些社会关心的问题,劳动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王洋。
老年人口连续上涨,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记者: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您看来,为何要推出延迟退休政策?
封进:中国的退休年龄是在1951年制定的,采取强制性的退休制度。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程度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以及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延长退休年龄。
按照国际标准,我们国家2000年就进入老龄社会。过去这20年间,中国老龄化程度是进一步加深的,这个趋势基本上不可逆转。一方面,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2020年已经达到77岁;另一方面,生育率一路走低。一些预测也表明,往后中国的人口会出现负增长。
除了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也比较重。有预测指出,到2035年养老金结余就会有问题,现在未雨绸缪,对不合理的参数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延长退休年龄,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以及减轻社会养老负担,有特别明显的作用。延迟退休年龄,相当于劳动力供给增加,对养老基金的平衡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各个国家实际上都在采用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王洋:提出“延迟退休”主要是为了应对我国当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下可能面临的挑战。当前人口结构变化最突出的两个趋势是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在现行养老制度下,“倒金字塔”的年龄结构会对财政产生越来越大的负担。“延迟退休”能够缓解一定的财政压力,但在长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退休年龄应当和劳动意愿、生产力水平、劳动价值周期相适应。和首次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本(如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采用具有弹性的逐步退休延迟政策,可以更长地释放有意愿人群继续创造劳动价值的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延迟退休政策要灵活有弹性,不能“一刀切”
记者:如何理解“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涉及3个年龄群体:原定退休年龄的60岁男性、55岁女干部和50岁女工人,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精准施策?
封进:延迟退休延迟到多少岁要根据预期寿命、养老基金平衡,以及劳动供需来决定。我们国家目前的预期寿命与美国相近,而大部分国家的退休年龄是在65岁到70岁之间。所以,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但延迟退休这一目标是要渐进实现的。我认为可以先将女性的退休年龄延迟,比如说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到60岁。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较长,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状况是可以与男性比肩的。从性别公平角度讲,延迟女性退休年龄,也可以在职业发展方面给其更多的机会,因为,无论是雇主,还是女性本人,都更愿意加大“投入”,毕竟,投资回报期延长了。未来,女干部和女工人在退休年龄上的差别要淡化。不过,这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是每年延长半岁或三个月,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实现延迟退休的目标。例如同样是延长5岁,如果每年延长半岁,需10年;每年延长3个月,则需20年。现实中一些国家的做法是非线性的,所以,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把退休年龄延长5岁需要经历15到20年的时间。
王洋:我理解的“渐进式延迟”意味着延迟政策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逐步调整“延迟退休”的年龄,例如从延迟半年或者一年开始。除此之外,在适用范围上也可能进行弹性化、差别化地调整,不搞“一刀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及时调查掌握政策对人民生活、财政、就业的影响,充分倾听,谨慎评估,灵活调整,应对不同群体尤其是基层劳动者的诉求。必要时还应当配合其他激励补贴政策,在长期中逐步达到“合理”的目标延迟年数。
社会保障体系要健全,避免造成“老无所依”
记者:基层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担忧延迟退休较多,会不会带来“带病上岗”、老年遭遇失业等新问题?
封进:我个人认为,退休政策应该更灵活。目前我国退休政策是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个人和企业的选择都比较少。是否可以在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之上一定范围内有自主选择权。比如说,女性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设为55岁,但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在55岁到60岁之间选择一个年龄退休,只要不早于55岁即可。
王洋:随着年龄的增长,基层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众多的问题,也出现了职业后期缺少上升空间,甚至因为年龄被歧视裁员的情况。“带病上岗”、老年失业等问题的实质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从劳动制度的规范执行,到消除就业歧视,再到失业保障、促进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如果缺乏落实、保障、支持,那无论是否延迟退休,一些劳动者的生活都可能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延退政策”要灵活精细,有差别、有温度。同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也会极大地改善劳动者在未达到退休年龄前“老无所依”的状况。
延迟退休或影响生育率,应有配套政策支持
记者:目前,很多退休后的老人扛起了照看子女下一代的重任。延迟退休是否会间接导致女性推迟生育年龄?造成生育率低、新生劳动力缺乏吗?
封进:我们的研究发现,退休年龄会对女性生育年龄造成影响。在我们国家,0-3岁的婴幼儿是家庭养育为主。女性会把自己的生育年龄与父母的退休年龄挂钩。所以延迟退休有可能会导致女性推迟生育年龄,这样会进一步影响到生育率。
对此,政府要有配套政策,增加0-3岁托幼机构的供给,解决年轻家庭的育儿困难。否则因为父母延迟退休,子女推迟生育或者辞职,将影响生育率,造成新生劳动力的缺乏。
王洋:生育意愿的降低和生育率的下降与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密切相关,“延迟退休”并不是决定生育的关键因素,影响也是有限的。从目前中国家庭的普遍情况看,“延迟退休”的实施如果过于刚性,可能会挤出“老”对“小”的照料时间,增加抚养成本,进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可能不利于社会人口结构的优化。因此,延退政策要渐进,要在法定年龄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个人意愿,避免“一刀切”所导致的激励扭曲。
不会“挤出”年轻人就业,个别领域或受影响
记者:延迟退休会对年轻人的就业带来“挤出效应”吗?
封进:这个问题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看。经济学家们几乎都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从宏观角度来看,首先退休渐进式延迟,那么每年因为延迟退休而多出来的劳动力不会太多。第二,现在老年人跟年轻人的人力资本结构不同,他们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无法互相替代。比如,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领域,延迟退休带来的影响可能就不大。第三,延迟退休也可能会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进而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微观上,一些体制内、传统的工作可能就会受影响。从劳动者个人来讲,尤其是青年人、中年人要加强技能培训、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就显得更有必要。
王洋:我认为短期中这类担忧确实存在,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下,“延迟退休”自然会把就业压力传导到年轻人身上。因此在“延迟退休”的同时,必要时应搭配一定的引导政策,让用人单位不必在新人和老人之间做出尖锐的取舍。
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业的结构、形式、所需知识技能都在不断变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是不会减少的,也会有更多适应年轻人的职业和就业形式出现。我们可能要更多地关注教育与劳动市场需求的匹配,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完善落实劳动力市场规范。(据《劳动报》报道 劳动报记者 郭娜)
责任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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