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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雅克人是生活在亚洲第一大岛——婆罗洲(此为马来语,印尼称之为加里曼丹岛)上的原住民。他们大多沿较大型河流的两岸分散居住,有众多部落与分支,如印尼巴豪部落的克尼亚人和卡扬人、马来西亚沙捞越的伊班人、以及分布在婆罗洲高地的Lundayeh/Lun Bawang、Kelabit和 Sa 'Ban人,他们主要依靠在山地轮种稻谷及渔猎为生。
视频:住在传统长屋里的印尼Sungai Utik的达雅克族伊班人村庄,因使其9,504公顷的社区保护地免遭非法砍伐、油棕种植等破坏而获得UNDP赤道奖。
Anye Apuy这位一生致力于保护原始森林的酋长,曾亲眼目睹原住民们为工业化的油棕种植与砍伐付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代价。除了支离破碎的残存森林以及对曾经生机勃勃的狩猎场的回忆,当地的原住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可观的经济收益。他曾走访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一个原住民村落,当地酋长告诉他:“他们把森林从我们身边带走了,如果你的村庄还有森林,不要让他们把森林带走。森林就是生命。” 正因Anye Apuy卓越的领导力,印尼达雅克人的社区保护地——Tana’ ulen被保留至今依然散发着活力,而当地政府还在2019年认可了他们的传统领地。
图1:婆罗洲高地的热带雨林,摘自www.raleighinternational.org。为了保护这些森林,生活在此的各社区长老们于2004年10月成立了惠及印尼和马来两国约2.5万达雅克人的婆罗洲高地原住民联盟。点击图片可阅读有关此联盟保护婆罗洲之心的案例。
Tana’ ulen:达雅克人保护森林的方式
在原住民的方言中,Tana意为土地,而m/ulen意为被限制或被禁止。Tana’ulen以原始森林为主,生物多样性丰富且拥有许多特有物种。这里的优势树种是龙脑香科植物,林下生长着许多藤本和棕榈科植物,地面则覆盖着姜科、天南星科, 蕨类和秋海棠属的植物。许多珍稀且具象征意义的物种,如犀鸟、云豹、丛林猫、灵猫等都能在这里找到踪迹。数百种鸟类、鹿、野猪和爪哇野牛也栖息在这里。
图2:Bos javanicus是一种野生牛,曾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但如今只残留几个小种群。这些食草动物,虽然可以生活在森林里,但更喜欢传统上半自然半由当地人管理的开阔草地。Buyung Sukananda
在达雅克人的传统习俗和舞蹈中,动物的制品如犀鸟的羽毛、熊的牙齿和指甲等被作为文化符号来使用,用来显示生物多样性、森林与原住民的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Tana’ulen里还有许多对当地人的生计而言价值很高的植物、树木、鱼和狩猎动物等。
图3:佩戴着兽牙项链的Sungai Utik社区领袖,Mark lehn
Tana’ ulen其原意是被限制的河流,通常都以河流的名字来命名,例如, Tana’ ulen sungai Lutung。这条河通常是一条干流的支流,包括了其流域和森林。像Tana’ulen这样的保护传统在婆罗洲内陆的达雅克人中是比较普遍的。
通常,Tana’ ulen在划定时一般选择距村庄比较近的区域,以便当地人管理和控制。每个Tana’ ulen的面积从3000公顷到80,000公顷不等,为了保证自然资源能长期使用,通常非本村人不能进入其中。Tana’ulen是原住民领地中的关键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Tana’ulen就是领地中的“自然保护地”。
图4:两个克尼亚人Tana’ ulen(绿色)的分布图。其中Bahau社区总人口1610人,面积321,607公顷,其中93,296公顷为Tana’ulen,分布在Bahau河两岸的六个村庄中。Pujungan社区人口2155人, 面积584,866公顷,其中17,4291公顷为Tana’ulen,分布在沿岸的九个村庄中。
历史上,Tana’ ulen是更广义的领地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Tana’ulen未来发展的关键。文化和自然的价值之间密不可分,而原住民社区正是维持这一体系的关键。
不断变化的治理方式和传统制度的生命力
过去,Tana’ ulen作为森林保护区,是由族长或贵族家庭代表整个社区来管理的。森林在这里仍被视为公共物品,贵族首领们只是被委托来对其进行管理和看护。近年来,由于当地领导方式的民主化以及教育的普及,保护地的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尽管对Tana’ulen资源使用和保护的基本规则没有变,但如今,保护地内资源使用的决策权和资源破坏的问责权已移交给了族群的理事会。
在Bahau Hulu(简称B社区)和Pujungan(简称P社区)(上图所示的)两个克尼亚人社区,Tana’ulen现在也归族群理事会管理,由族长和村长共同负责。在一个叫Long Alango的村落中,理事会还成立了一个额外的管理委员会,来分担管理职责,以加强对该区域的保护。这种变化并没有削弱当地人对Tana’ ulen的治理。相反,这种转变表明当地的原住民保护体系有足够的弹性与能力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图5:B社区中的传统会议厅。Andris Salo
对当地的原住民来说,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适用于整个领地,但在Tana’ulen中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比如,在Tana’ulen内不能通过清林来开辟稻田,具有高经济价值的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也受到以下各种限制:
采集的日期和采集持续的时间;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狩猎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获取的资源属于集体。若社区居民违反以上规定会被通报并处以罚款,罚款金额和形式由族群理事会商议决定。罚款的数额根据违规行为所涉的种类和严重程度而定,处罚形式也并不局限于现金,可以是如帕兰刀(马来人用的带鞘宝刀)这样的传家宝。规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经特定的集体会议讨论,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而调整。一些新规则也在不断制定,如要求非社区成员在违规进入领地时,必须向村集体缴纳一笔高昂的费用。此外,各个社区也在将传统规则和制度书面化,以强化其资源管理的权利和对外来破坏者的管理约束。
图6:B社区的两个村民正在Tana’ ulen内记录原始森林里的生物多样性Andris Salo
时至今日,Tana’ulen都展现出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虽然没有正式的监测体系来衡量其保护成效,但当地人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向族群理事会或村长报告关键物种的变化及他们观察到的外来人员进入森林的情况。他们会视情况扣押或没收违规采集的沉香和食物资源,并要求入侵者立刻离开该地区。
图7:一名男子用传统藤条编的背篓为在P社区的Tana’ ulen中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的露营人员背送物资Andris Salo
为什么Tana’ ulen如此重要?
在过去,当地人信奉的宗教信仰要求村民们在全年都要组织各类庆典活动,以标识农业生产周期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活动,如庆祝安全归来的战士和商队。村长及贵族是主要的招待者,他们要热情款待来自其他社区的旅行者和代表团,并为在其土地上劳作的人准备各类食物。为了履行好这一职责,村长、贵族及其家人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食物,特别是鱼和野味等较为珍贵的资源,供客人享用,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在新年庆典、丰收节和其他类似的集体庆典来临时,村民们会在Tana’ulen中进行集体狩猎和捕鱼,以保证安全、快捷和低成本的获取足够的食物。
图8:在Long Pujungan社区,村民们在Tana’ ulen的Ahan 河中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植物毒素在河中集体捕鱼。Andris Salo
过去用于长屋、如今用于个人住宅建造的木材是Tana’ulen的另一重要资源。在其治理体系中,“公平”也极其重要,从Tana’ ulen获得的资源要分配给所有人,尤其是社区中最贫穷、最脆弱的群体(如寡妇和孤儿)。
确保对在有效运作的Tana’ ulen的认可
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处境从未远离过原住民的领地,特别是在采矿、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方式的转换上。社区渴求经济发展的权利,而油棕种植园是一个极为诱人的选择。于是,在许多情况下,Tana’ulen的复兴被视为抵制这类威胁、对付外来木材公司及试图对森林产品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外来者的一种方式。同时社区也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威胁,比如在规划时没有与社区进行有效的协商,或不尊重社区居民觉得最珍贵的森林(包括Tana’ulen)等。
图9:一条伐木公路穿过Metun Sajau村的Tana’ulen。Yustinus S. Hardjanto
在获取森林资源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Tana’ ulen成为争取社区土地权利和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种手段。在P社区,一个古老的Tana’ ulen在9个村庄的集体治理下得以复兴;在Long Pujungan和Ketaman村还建立了两个新的Tana’ ulen来治理当地的水资源。当保护价值得到强有力的维护,且治理机构有效发挥作用时,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和公平的利用就得到了实现。
Tana’ ulen是实现达雅克原住民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们不仅保护了大量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也是其守护者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Tana’ ulen的保护模式在社区森林治理中保持着中心地位。Tana’ ulen的保护模式虽然不会轻易消失,但也迫切需要得到政府合理的支持和适当的认可。
对原住民的保护而言,以下几个决定因素都同样重要:国际和国内的法律的认可,原住民管理机构和治理机制的生命力,各社区自身价值观和管理制度的活力,如各社区与其Tana’ ulen之间的文化纽带及各社区所属的社会和宣传网络的力量。用社区成员自己的话来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决心有多大”。社区治理机构需要通过信息、创新和技能共享来增强自身的力量,以确保新的自然保护的捍卫者能不断涌现,保护实践能得以传承。正如克尼亚人所说的,尊重森林的价值对社区和子孙后代的安全和韧性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森林就没有达雅克人社区"。
原作者:Cristina Eghenter
原文标题:Tana’ ulen in North Kalimantan, Indonesia: A Vital Conservation Tradi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erritories of Life(由国际社区保护地联盟(ICCA)授权翻译)
翻译:魏怡然
编辑:张颖溢
参考文献:
Eghenter,C. (with B. Sellato and Simon Devung), 2003.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nterior of Borneo: Unraveling past and present interactions of people and forests. (English edition). Bogor (Indonesia):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CIFOR), Ford Foundation, UNESCO,and WWF Indonesia.Eghenter,C., 2005. “Histories of Conservation or Exploit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Interior ofEghenter,C., 2018. Indigenous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Conservation Practices among the Dayak Kenyah of North Kalimantan. PARKS (June).Farvar,M. T. and G. Borrini-Feyerabend, J. Campese, T. Jaeger, H. Jonas and S.Stevens, 2018. Whose ‘Inclusive Conservation’? Policy Brief of the ICCA Consortium no. 5. The ICCA Consortium and Cenesta. Tehran.Indonesian Borneo.” In: Wadley, R.L., ed., Histories of the Borneo Environment: Economic,Polit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Leiden: KITLV Press,pp. 87-108.Ostrom,E., 1999. Self-Governance and Forest Resources. Occasional paper No 20. Bogor,Indonesia: CIFOR.Ostrom,E., 2008. Design Principles of Robust Property-Rights Institutions: What Have We Learned.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Indiana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WWF,2012. The Human Heart of Borneo. WWF Indonesia and Heart of Borneo Initiative.关注本系列文章,与我们一同探索内生在地的保护力量。跟随下方视频,一同走进世界各地的社区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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