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隆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上的“另类证人”
林海青蛙2021-01-02 20:00
田中隆吉曾参与策划了“一.二八事变”和“绥远事件”，但他却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而“臭名昭著”，因为他不是站在被告席上受审，而是站在证人席上作证，他以电脑般的大脑记忆，证明了他昔日的上级、同僚乃至同学犯下的战争罪行，尤其是他对“九一八事变”主谋的指证，更是被载入史册之中，关于对“九.一八事变”的来龙去脉，几乎都采用田中隆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893—1972）是日本鸟根县人，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曾先后就读于鸟根县立松江初级中学、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13年3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炮兵科，曾在野战炮兵第23联队服役，期间曾到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深造，毕业后授予炮兵中尉并被调到日本驻朝鲜军野战炮兵第26联队服役。
1919年12月，田中隆吉考入陆军大学校第34期，与安达二十三、根本博、花谷正、小林浅三郎、佐藤忠义、柴山兼四郎、冈田资、和知鹰二等人同学，1922年11月毕业时成绩一般，未能进入“军刀组”，因此又回到原任野战炮兵联队任职，
田中隆吉在基层联队服役一年后，于1923年12月晋升炮兵大尉，被调到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中国课支那班从事情报工作，其时他与同学根本博、花谷正等人在一起工作，受学长桥本欣五郎及学者大川周明的影响而热衷于政治，期间曾到设在北京、张家口等地的特务机关出任特派员。
田中隆吉1929年8月，田中隆吉晋升少佐军衔并从支那班转到兵要地志班任职，1930年3月和10月，田中隆吉参与了桥本欣五郎、根本博等人策划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并在“十月事件”失败之后，这些人都被逐出参谋本部，桥本欣五郎出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而田中隆吉与根本博被派往上海，根本博出任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则担任副武官,其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是重光葵。
1931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国际联盟也派出李顿调查团抵达中国进行调查，板垣征四郎等人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密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由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等人进行了策划和组织。
1932年1月，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雇佣杀手在上海袭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从而嫁祸于中国人，由此引爆“一.二八事变”，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借机进攻闸北，遭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驻守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势单力薄，不得不请求日本陆军增援，此后日本参谋本部开始不断向上海增兵，并临时组建了由白川义则大将领衔的上海派遣军，协同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赶赴上海增援。
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正当中日双方在上海大打出手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成立了“满洲国”，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傀儡政权，设首都于新京（即长春），当时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有23个国家，占当时世界主权国家的三分之一，最让人惊诧的是，苏联政府也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抵达上海后，接替了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的指挥权，命令舰载轰炸机从“加贺”和“凤翔”号等航空母舰上起飞，对上海一些民用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开启了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以军用飞机轰炸民用目标的先例，可谓是在上海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之下，中日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1932年8月，田中隆吉被调到野战炮兵第4联队担任大队长，直到1934年3月才晋升中佐，并出任野战重炮第1联队附，由此看来，田中隆吉并没有因“一.二八事变”有功而得到重用，但仅仅一年之后，又被调到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信息课）出任兵要地志班班长，再次从事他所熟悉的情报工作。
1936年8月，田中隆吉调任德化特务机关长，从事应对中苏蒙三方情报工作，田中隆吉是从参谋本部情报部走出的“参谋”，也是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如今终于能够独当一面开展工作，因此急于做出一些成绩，因此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德穆楚克栋鲁普策划了“绥远事件”，但绥远驻军是傅作义所部，而傅作义可不是张学良，面对日本入侵之敌，傅作义率部给予迎头痛击，并且收复了百灵庙，田中隆吉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企图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破灭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田中隆吉晋升大佐军衔，再次被调到日本驻朝鲜军任职，担任日军第十九师团山炮兵第25联队长，1938年7月日本和苏联之间爆发边境冲突，时任驻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派尾高龟藏的第十九师团出兵张鼓峰地区，田中隆吉所属炮兵联队也随师团出征，日军在张鼓峰战役中被苏军痛贬，田中隆吉原本就没有实战经验，这次实战也由此认识到了苏军的强悍。
田中隆吉1939年1月，田中隆吉被调到陆军省军务局担任军务课长，而他之所以被调到陆军省任职，完全是因为板垣征四郎的缘故，因为此时板垣征四郎正在陆军大臣的位置上，自然不能忘了田中隆吉在“一。二八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1940年3月，田中隆吉晋升陆军少将并被调到中国山西，出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尤其是利用其所长，负责策反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其同学花谷正后来也曾担任第一军参谋长，并再次负责诱降阎锡山。
熟悉电视剧《亮剑》的观众都知道，筱冢义男作为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曾在剧中真名出镜，至于田中隆吉是否实名出镜，我还真没注意到，但作为参谋长肯定是不离司令官左右的，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就设在太原城内，而该军作为山西占领军曾长期与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作战。
《亮剑》中的剧照1940年12月，田中隆吉被调回陆军省出任兵务局长，此时担任陆军大臣的是东条英机，而田中隆吉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时，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二人可谓是上下级关系，而此时担任陆军次长的是木村兵太郎，由于首相东条英机兼职太多，因此实际上是由木村兵太郎主持陆军省，此人也是炮兵出身，但他对田中隆吉并无扶持之心，另外担任军务局长的是武藤章，而田中隆吉也是觊觎军务局长之位，因此两人也是明争暗斗。
但田中隆吉却并没有把握机会，因为反对与美国开战，而被东条英机逐出陆军省，贬到陆军中野学校担任校长，据说这是一所培养间谍的学校，而这也正是田中隆吉所擅长的，但他也是仅任职四个月就被免职。
田中隆吉是一个“中国通”，对苏联的军事实力也有一定的认识，实际上他对美国并不了解多少，但他知道美国可比苏联强大的多，因此才反对与美国开战，这让东条英机情何以堪，我把你提拔到兵务局长的位置上，就是为了反对我的吗？于是被逐出陆军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东条英机1942年9月，田中隆吉被调任东部防卫军司令部部附，由于精神状态不佳而不能胜任，两个月后就以忧郁症被送进陆军医院住院治疗，翌年3月就被编入预备役，这一年他刚满50周岁，还远没有达到编入预备役的年龄。
1945年3月，此时正值美军实施跳到战术，并已经逼近日本本土，而陆军实施本土决战的叫嚣甚高，因此正是用人之际，田中隆吉被重召现役，出任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此时田中隆吉已经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了，最终还是被时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解除其职务，理由是神经衰弱复发而不能胜任工作。
田中隆吉曾于战后撰写了一本《分析败因》的书，由于详细叙述了日本陆军内部详情而备受关注，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在调查、起诉和审理日本战犯，田中隆吉的这本书正好为检察官们的调查提供了“炮弹”，检察官们如获至宝，立即找到田中隆吉核实具体细节，但并没有将他拘押到巢鸭监狱关押，而是把他软禁在一座豪宅内，甚至允许他与家人在一起，这小子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检察官们像挖宝藏一样，从田中隆吉电脑般的记忆力中挖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证言。
《分析败因》由于田中隆吉是在陆军省任职期间被“深井冰”的，因此他对东条英机、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等人都心生怨恨，因此乐于配合检察官们的调查，不但配合调查，而且还愿意出庭作证，这简直是让检察官们有些喜出望外了。
1946年7月5日，一身西服的田中隆吉在美国宪兵的引领下步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立即引起场内战犯们的骚动，这小子应该站在被告席上，怎么站在了证人席上呢？但随着田中隆吉的多次出庭作证，战犯们开始对田中隆吉恨之入骨了，因为他出庭作证的对象有东条英机、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荒木贞夫、大川周明等人，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曾与田中隆吉有过交集。
田中隆吉进入法庭在审判“九。一八事变”主谋的时候，田中隆吉是这样作证的：“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支那班的长勇、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大川周明博士。”并当庭进行了指认，田中隆吉当时正在参谋本部任职，这些人都曾是他的同事，因此对时间、地点及细节都十分清楚，除了当事检察官之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份“大礼包”竟是一个日本帝国少将提供的。
辩护律师质疑田中隆吉“九一八事变”时并不在现场，田中隆吉答辩他曾看过“九.一八事变”调查书，也曾听过建川美次讲述事件的经过，而花谷正是田中隆吉的陆大同学，除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之外，花谷正也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因此如此熟悉“九一八事变”的整个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田中隆吉1949年9月15日，田中隆吉曾因忧郁症而以短刀自杀未遂，但其留下的遗书却被公之于众：“作为日本军阀的一员，自己就应该死在大东亚战争中，我并不愿意活到今天。回顾过去，我也是一员主要战犯，我不应该被免罪。”这小子与石原莞尔一样，为没有当成战犯而感到遗憾和自责。
1972年6月5日，田中隆吉没有死于忧郁症，而是死于直肠癌，在被审判的日本战犯当中，最终死于癌症的人不在少数，看来老天爷也不会饶恕这些人所犯的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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