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时期文化传统的延续，观文人与武士的地位争夺
子延说史2020-12-11 20:54
01前言
唐乾符二年以后，由于中央权威的式微及军事强人的扩权，政府的正常运作被严重干扰。绝大多数收藏在长安的档案与书籍在动乱中遭到毁坏，经验老到的官员也在由唐入梁的政权移换中丧命，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前期，关于唐代传统的可信资料严重短缺，进一步导致礼仪与政治运作经常违背了传统的规范。
尤有甚者，君王对于文职管理的关注有限，及藩镇的跋扈，使得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官僚政府成为极其困难之事。但是，尽管身处如此艰困的环境中，部分文臣仍日试着维护儒家传统与唐代的政治惯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在宰相李愚的建议下，明宗要求各级政府依照唐代的律令规定，恢复固有的职掌。
02唐室首次出现系统性恢复唐代制度的设想
限两月内钞录及粉壁书写须毕。这是唐室中衰后，首次出现系统性恢复唐代制度的设想。通过将每个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执掌书写于官厅的墙上，朝廷希望每位官员熟悉执行其职务的正确程序与内容。但是，诏令颁布的两年后，明宗辞世，后唐政治陷入动荡不安，此一改革也就难有成效。一些朝廷仪式与行政程序依然违背传统，在明宗朝之后不断引发官员的谴责。在后唐灭亡后，恢复旧制度的尝试仍间歇性地出现。例如，后晋天福五年，一度废除翰林学士院，遵循《唐六典》的记载，将其职权移转回中书舍人之手。
依照朝廷诏令所言，此一改变的动机是：“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耀前规。”借恢复中书舍人原有职权的机会，朝廷想要宣示遵循古制的意向。与维持文治传统密切相关的是历史记录的保存。每当朝代转换之时，保存前代的记录不仅是政府的例行工作，也是任何时代文人的重要任务。当朱温建立后梁，新建立的政府即着手编纂唐代历史，以及有关本朝的记录。朱温过世后，他最倚重的心腹敬翔接到命令，要他撰写一部完整记录朱温如何扩张势力，至其最终取唐而代之的编年史。
由于唐政府收藏的书籍与档案多数已亡佚，后梁朝廷尝试从民间取得资料。即使军事危机一直延续，后梁政府修史的努力也并没有受到影响。当末帝龙德元年二月，梁军正与李存勖的部队沿着黄河激战，梁廷依旧发布敕命，鼓励官员、士人上呈有关其祖先的传记至史馆，以协助编纂有唐一代的历史。类似的修史努力，在其后的政权也持续进行。官修的唐代历史最终在后晋开运二年完成。在修撰前代历史的同时，本朝的历史则以皇帝为主体，将其在位期间的重要事件，以编年的方式整理成《实录》而保存下来。
03官学教育步履蹒跚，私人教育持续发展
另一个与文治传统延续密切相关的事项是学校教育。在唐代，由于教育百姓被认为是政府的重要责任，除了在京城设置太学等官学外，各地州县曾广泛置学，并以国子监统筹教育事务。当中央权威在世纪晚期逐渐式微时，官学系统随之失去功能。直至天成三年，后唐朝廷指派宰臣兼掌管国子监事务，国子监的功能才被重新恢复。后唐在都城重新建起三间官学，招收二百位学生。与唐代的学生数额相比，只恢复了一小部分，但已是重要的开始。
可惜的是，这些恢复官学的努力仅是昙花一现，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官学在后晋与后汉仍在运作。不过，尽管重建官学的成效相当有限，国子监执行的另一项工作却有效地促进了世纪儒家教育的发展。长庆三年，遵循宰相冯道及李愚提议，国子监开始雕版印制九经，并计划将之贩售给百姓。天福八年，九经中的五部印刷出版；至广顺三年，整项计划完成。
九经印制的工作跨越了二十二个年头及四个不同的朝代，体现了五代时期文官无视朝代更迭频繁，仍持续为维系文教做出贡献。儒家经典刊印，使学生更易于获取书籍，帮助儒家学术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传布。因此，尽管官学教育在五代步履蹒跚，私人教育仍得以持续发展。对于研习儒学的士子，科举考试为他们提供获得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的途径。
依循唐代的传统，世纪前半叶的王朝每年举办考试，进用文官。即便在通过考试以前，参与科考的士子也受到官员们的敬重。例如，在后唐同光年间，中进士的桑维翰就是得到张全义的帮助。张全义是武人出身的高官，当时受封为齐王，担任河南尹，桑维翰的父亲桑拱则在其辖下担任客将。当张全义得知桑维翰将应举时，感到很高兴。
尽管自己是武人出身，张全义对将要应举的桑维翰给予特别礼遇，特别以客礼相见，并大力推荐，而使其得以中举。某些节度使不具备张全义的权势，无法直接帮助考生中举，但提供大量钱财，资助这些考生进京参与考试。五代时期科举考生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在他们的莽撞行为方面。每当考试结果公布时，考官往往封闭贡院大门，禁止人员出入，以防落第者抗议。考生胆敢公开抗议，原因在于政府不仅敬重他们，也容忍他们的失序行为。即便在后汉时期，执政官员多对文人存有恶感，但考生的抗议仍受到容忍。乾祐二年，曾有一位考生在贡院门外大声喧闹，激怒了宰相苏逢吉。
04科举的热情唐代灭亡后重新燃起
苏逢吉下令逮捕此人，将其送至侍卫亲军马步司，要求都指挥使史弘肇加以杖责、黥面。不过，史弘肇之子史德琉提醒他：“书生无礼，有府县、御史台，非军务治也。公卿如此，盖欲彰大人之过。”此番说辞促使这位考生被立即释放。当时朝廷以严厉手段维持京城的秩序，犯罪者皆送至侍卫军司以军法审理，往往惨遭杀戮。但是，科举考生的特殊身份却使史弘肇不敢任意以军法加以惩治，一如过去，抗议的考生得以全身而退。
由于参加考试可以带来特权与地位，对怀抱求取权势野心的人而言，研读儒经仍是通往官职与权力的重要途径。北宋太宗时代中进士的许骧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许唐在五代时至京城经商，见到科举考生时，忍不住赞叹：“生子当令如此！”遂决定耗费巨资，培养儿子从事举业。这则故事反映了社会上富人对于科举考生的钦羡。也因如此，参与科举的热情，虽在唐代灭亡后短暂受挫，却很快重新燃起。
晚唐政治的动荡一度使得文士远离仕宦，考生的人数锐减。后梁开平四年，一位官员表示，他忧心考生的缺乏可能会让科举制度无以为继。不过，考生数量很快在后唐时代回升。到了后汉乾祐二年，一位官员甚至抱怨参加省试的考生数量过于庞大，主张要求地方官员更加严格地筛选应举的士子，借以终结武人统治。
参考文献：
《实录》《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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