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希宝，东晋风流——王珣《伯远帖》赏析
玄章2020-10-05 13:27
魏晋时期是书法艺术的成熟期，是书法历史长河的艺术高峰。而这高峰的顶点就是琅琊王氏家族。由“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王敦兄弟，到王僧虔，到王羲之、“大令”王献之、“小令”王珣等叔侄都属于这个王氏家族。但即便是王羲之和王献之都没有真迹留存，只有唐人的摹本，但王珣的《伯远帖》却意外地流传于后世。
王珣的《伯远帖》和陆机的《平复帖》是唯一流传于世的晋代书法。启功先生论定“今存之晋人帖，世上流传而非由出土者，只有二纸。一为《平复帖》，一为《伯远帖》”。同时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三希帖”， [亦被列为“天下十大行书”之一。
王珣，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官位亨通，官至尚书令。世称王珣为“小令”，其族兄王献之为“大令”（王献之曾为中书令）。桓温对王珣和谢玄都有预言，说谢玄四十岁时“必拥旄杖节”，王珣“当作黑头公”。“黑头公”就是“头发尚黑便已官至公卿”的意思。后来果然如桓温所料。王珣受到孝武帝司马曜的重用，历任要职，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几年后病卒，终年52岁。《宣和书谱》载：“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亦有传焉。”
王珣的政治声名早已随雨打风吹去，然而却凭借着《伯远帖》驰名千古、延誉至今。
《伯远帖》是日常信件，所以口气松散放诞。因此从这幅贴中不仅可以窥见文献史料价值，还能反应东晋时人的精神风貌。《伯远帖》中，我们感受到了书者那种与世无争，毫无比强争胜的精神，如庄子的逍遥世外，怡然自得，纤毫不介于心。《伯远帖》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种晋代士人的精神风貌，正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评价《伯远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伯远帖》的起笔多顺锋直入，线条中间多按笔，收笔则提按结合。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行笔遒劲，停顿自然，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
《伯远帖》结体变化丰富，结字近扁方，略带横势，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尤其疏密的对比，在独体字与上下结体中体态修长，结密无间，有清瘦之感，其可贵之处在于左右结体的匠心独运，运用疏密的变化产生开张之体势，左右拉开，有意识形成或相背或相向的结体，并增加左右间的呼应关系，顾盼照应，使他们之间的留白处与左右两部分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可以将左右结的体视为左中右的结构，左右为实，中间为虚，虚实一体，如“伯”、“胜”、“情”、“以”、“优”、“如”、“昨”、“隔”、“相”等字，其结体之所以具有如此开张之势，与其局部的紧密有关，其密处不透风，但笔迹清晰。
帖中，还有部分字形，有意以倾斜取势，字的重心偏左，字体微向左倾，显得十分险峻却又非常平衡稳定如“远”字，中心左倾，但实右下而虚左上，“辶”平捺左移且向上挑出，加上撇的支柱作用，使字形斜而还正生动多姿。“岭”字，上合下开，呈三角形态势，“令”和“页”彼此向对方倾斜，相互依附，得静中寓动之妙。其它如“游”等字，也都采用了稳中求险的结字处理方式。
把《伯远帖》中的书法与存世唐摹王羲之的书法相比较，从中可寻觅到王羲之书法的一些气息。此帖中的“从”“获”“别”等字用笔没有起笔收笔，也无牵丝引带，与存世唐摹王羲之早期书法《姨母帖》中的“遘”“摧”“剥”等字相比较，就有数笔较为接近。《伯远帖》中的“永”字，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永”字相类比，也写得更为潇洒。
现代书画家启功赞美《伯远帖》：“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伯远帖》在历史长河中流转，最后几乎脱离祖国。
《伯远帖》曾经北宋内府收藏，故著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曾收藏此帖，故帖上有董其昌题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
清朝乾隆年间，《伯远帖》收入内府，乾隆皇帝将此稀世珍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并将此阁命名为“三希堂”。
清帝退位后，《伯远帖》从皇宫中流出，险遭不幸。据说末帝溥仪携珍贵文物出逃时，《伯远》、《中秋》二帖亦在其内，后被古玩商郭葆昌购得。抗战胜利后，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欲以“二希”行贿国民党某高官，此事被上海《新民晚报》副刊揭露，那个高官“畏物议”，这才没敢收。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希”至台湾，《新民晚报》又报道说：“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新中国成立后郭昭俊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成定局。人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终以重金将这两件稀世国宝重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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