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是如何把天籁之音竹枝词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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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二虎

（刘禹锡）

一、何为《竹枝词》？

浩浩盛唐，诗人们赋笔高歌，激荡云天，在诗歌的创作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狂飙大潮，李白的借鉴乐府，陈子昂的淋漓“风骨”，宏开诗的国度，不断推陈出新。

到了唐代中期，文人《竹枝词》兴起，被专家认为是“中国诗歌从古体到近体过渡的转折时代的一种观照，又是盛唐到中唐诗人试图打通古律（绝）二体间壁的一种实践。”

那么，什么是《竹枝词》？

《竹枝词》又叫《巴渝辞》，来源于三峡民间，不假矫饰，宛如天籁。大约源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巴人“歌舞以凌殷人”中的“武王伐纣之歌”。

（巴人）

巴人歌曲最早见于史料是宋玉的《对楚王问》。

大约春秋战国，巴歌传到楚国国都郢，大文豪宋玉就对执政的楚顷襄王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由此可以看出，这巴歌很适应老百姓，易学易懂，一经传唱，就得到老百姓的普通喜欢。

随着时光流逝，到了隋朝，民间宗教又赋予《竹枝词》祭祀的功能。隋代的杜台卿在其《月令粹编》中记载“蜀中乡市，士女以人日击小鼓，唱《竹枝歌》，作鸡子卜。”（此“蜀”实指“巴”，杜台卿所记，就是夔州一带的民俗）

巴地（三峡一带）这种广为流传的《竹枝歌》，是一种民俗活动时集体歌咏的，不仅仅是人日，在一年的民俗活动中，如端午、重阳，春播秋收冬储，都会用《竹枝歌》这一形式。

唐末避乱入蜀的杜光庭《录异记》中记载了前蜀王衍乾德年间，嘉陵江与涪江交汇处的合州（今重庆合川）民间赛神祭祀:有一位年已花甲的长者赵燕奴，“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比赛）必为首冠”。

据《夔州府志》载:唐代开州（今重庆开县）民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极赛，邪巫击鼓以为溪祀，男女皆唱《竹枝歌》。”

二、刘禹锡翻新《竹枝词》

唐代诗人刘禹锡被权臣打击，放逐到夔州（今重庆奉节）任刺史，便多次接触到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竹枝歌》，便用心学唱，并改编翻新成《竹枝词》，他在《竹枝词九首》中唱曰:

瞿塘嘈嘈二十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充分体现了刘禹锡对源于三峡民间的《竹枝词》的偏爱，加以领悟与鉴赏。

据史料与巴地民俗，《竹枝词》是以夔州（巴地）女性为主，用以抒发悲愤哀怨、苦辣酸甜，爱恨交织以及对幸福对美好的渴望。

中唐诗人于鹄在《巴女谣》中说:“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据说夔州女子唱《竹枝》时，还会插入“竹枝”、“女儿”等呼应短语，增加悲怆有力，渲染情绪，由之民间又叫《女儿歌》。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唐宋民间《竹枝词》，似乎已经失去古老的原汁原味，无法感受到刘禹锡当年在巴地听到的那种高亢凄清、令人荡气回肠，一唱三叹的气韵，并且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反映民苦民饥与愤怒悲怆的几近没有，多的是“情歌”之类，也让一些专家认为:唐代民间的竹枝词主要是吟唱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的情歌，这种错误的认知，很难溯源其悲恸欲绝、凄声壮厉的本初。

鲁迅先生就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民间），经文人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流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

鲁迅先生说的没错，这些民间艺术，经文人“润色”后，已经不属于民间穷苦老百姓了，其主题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并且文人们，无法与生活在底层的贫苦老百姓有共同的感受与心声，尽管诗人们也写了一些描述民苦民怨的《竹枝词》，但更多的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之类比较浪漫快慰的调子，唱起来无论如何也不会“泪痕满面”，哀婉凄楚又悲怆激奋，更不会令“听者愁绝”了。（这正如当代的一些诗人，坐在舒适的室中，所当然地信口放歌）

不过，我们还是要肯定以刘禹锡为首的诗人们，挖掘创新了民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乡土风情，继承借鉴了民歌形式，对《竹枝词》进行了改造，“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可以说，刘禹锡对巴人《竹枝词》的改造，使“竹枝体”介于民间《竹枝词》与“七绝”之间，“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留有民间吟唱的一些余味。

（杜甫）

三、杜甫与《竹枝词》

清代人杨际昌在《国朝诗话》中说:“《竹枝》体宜拗中顺，浅中深，俚中雅，太刻划则失之，入科诨则谬矣。”

然而，刘禹锡不会是最早借鉴《竹枝词》的人。

据史料记载，杜甫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为了避乱，举家离开成都，坐舟东来，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渝州（今重庆）等地，在朋友邛南防御使柏茂琳的周济下，由夔州赤甲迁往夔州瀼西（今瀼水西岸），三年时间辗转流离，诗人特有的敏感，令他认真学习了民间的《巴渝曲》，也就要《竹枝词》，这无羁无束的巴蜀民歌，让避难在夔州的杜甫耳濡目染，于是“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

（巴山蜀水）

杜甫写下《夔州歌十绝句》: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

此诗冲破律体限制，刻意追寻拗调，首句全是平声字，奇崛拔兀，颇有《竹枝》的风骨，可以洞见杜甫对《竹枝词》的学习与借鉴，“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

据有研究《竹枝》的专家认为，杜甫许多诗有《竹枝》味，比如杜甫的: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却买系篱旁。

这首诗铿锵激楚，富有歌谣语言，十分贴近民间的《竹枝词》，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夔州民间的《竹枝词》有着深入的了解，窥见《竹枝词》的真谛，将巴地民歌引入“绝句”，又化为“绝句体”《竹枝》，开《竹枝》之先河，就连“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的刘禹锡也佩服杜大诗人，感慨地说:“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

由之，杜甫是第一个尝试以《竹枝词》入诗的人。但是，刘禹锡更是把《竹枝词》更加细化与升华，也写下了以《竹枝词》为诗题的最多的人，在这方面也成就最大，被后世奉为“竹枝正宗”，“道风俗而不俚，追古者而不愧”。

无论我们今天看到的《竹枝词》是否背离了民歌的初衷，但杜甫首先借鉴《竹枝词》，刘禹锡更是发扬光大，让后世许多诗人写“竹枝体”。

淳风俗，知民意，发掘巴人“竹枝”，传承文化，是文化人的良知。

民俗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与对接，也不是随性的改造与变异，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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