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砚田｜《张培刚传》｜选择喻家山为校址｜第109期
锄禾日当午汗滴2020-07-13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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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选择喻家山为校址
15:39来自锄禾日当午汗滴
华中工学院旧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边倒”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大专院校经济系成为唯一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等于对英美西方的力量和学问，应该藐视、蔑视一样”的指示正在贯彻中，因而对西方经济学 一概斥为“庸俗经济学”，并遭到全面的彻底的批判。留学美国的西方经济学学者及专家在国内经济学教学上无立锥之地。张培刚即将步入他漫长而艰辛的人生旅程，静候学校的安排。
新中国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模仿苏联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确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建设苏联帮助设计的工业项目。1952年1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高等教育计划会议，研究和全面部署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所谓院系调整，就是在教育上的全面学习苏联，也就是把过去的欧美教育体制全盘苏化。这次会议决定,在武汉建立三所工科学院，即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 院，并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机械系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电力部分并入华中工学院。为便于三院在教学上的联系、学术上的合作，也考虑到基本建设上的方便，要求三院校址在同一区域；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由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理工学院院长查谦出任委员会主任，张培刚任办公室主任。
1953年1月17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华中工学院筹备委员会。查谦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刘乾才、朱九思任副主任委员，张培刚等19人为委员。
正在武汉大学的张培刚接到调令后，二话没说，立刻走马上任，并与筹委会主任查谦商量，将“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筹建办”的大本营设在武汉大学工学院内，把现场办公地点设在喻家山旁的一农民家里。
建设规划的第一件事是选校址，而选址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学校与城市的关系，做到既联系方便又环境幽静。张培刚与查谦等人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认为，中国古代办书院大都选择离城市较远的地方，主要是考虑环境幽静，以利于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近代办大学则必须着眼于与社会的联系，因此一开始大都办在城内，以便于参与社会活动和利用城市的各种设施。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20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大学校园郊区化的趋势。
根据历史资料以及他们研究商量的结果，张培刚拟定了建校区域的意见：根据上级的要求，要把3 所工业大学建在一起，学生总数预计将发展到3万人以上。从武汉市的情况来看，汉口是商业区，人口稠密，在这里难以找到这么大的成片土地，汉阳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因此只能在武昌选址。
武汉地处华中腹地，九省通衢，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会逐步建设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文教区特别是工科大学也应该建设在武昌。张培刚等人的意见，得到了中南区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的赞许和规划委员会委员们的支持，他们最终决定在武昌选址。
在武昌建校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沿长江自徐家棚向东的青山地区（当时武汉钢铁公司尚未兴建）；二是在大东门外的东湖地区。张培刚等带领一批人察看了大东门外的好几处地方，诸如武昌的何家珑地区、马房山一带、珞珈山和桂子山之间，最后来到关山、喻家山。由于何家珑、水果湖当时已有许多建筑物，不适宜于做大学宿舍，也不好做整体规划；马房山一带虽然在生活、交通方面较为方便，但离武昌火车站较近，不符合大学校园应尽可能安静的要求；珞珈山、桂子山之间地势狭长，又有武冶公路穿过校区，对校园规划与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而喻家山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学校的发展，背山近湖, 环境幽静，符合大学校园的要求。于是他们初步选定在喻家山、 关山地区建校。
喻家山原属武昌县的关山区，当时虽已划入武汉市辖区的新界范围之内，但此地是纯粹的农业区，不通自来水、不通电,，没有电信设施，也没有商业网点。虽有公路通到城区，也只是片石毕露的路基。喻家山又是武昌公墓所在地，坟冢遍布，一片荒凉。除几座农民村落前后有一点灌木丛外，偌大一片土地见不到一棵树，光秃秃的山只有黄土和石头，没有绿色。在确定具体地点的过程中，不少同志觉得在此地建校并不理想，不仅给建校工程增加困难，也会给师生生活造成不便。但张培刚与查谦认为，大学校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情况，更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早年的大学办在城里，生活方便。但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土地也越来越紧张，同时通信手段和交通工具的进步又相对地缩短了市郊的空间距离，因此，校园郊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喻家山离城区较远（距武昌大东门12公里，距街道口也有6公里），不通水电，也没有商业网点和通信设施，开始会给建校工作和师生生活带来一些困难和不便。但是随着武汉城市建设的发展，关山区域预计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武汉市建设的重点区域，很可能成为工业区、文教区，在这个地方建校对于学校的发展非常有利。
在论证会上，查谦主张从长远的观点看冋题，提出大学校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更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张培刚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选址喻家山进行了论证。他说：武汉地处中原腹地，向称九省通衢。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武汉将要成为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武汉要大发展，一是沿江而东，在青山和青山下游建工业区，二是沿武冶公路向鄂城、大冶发展。喻家山现在似乎离城很远，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将会很快变成城区。在这里建校，对学校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利。
查谦和张培刚的真知灼见，深谋远虑，有理有据，使参加论证会的同志口服心服。参加论证会的中南教育部的同志也表示赞成。会后，张培刚根据论证会上的最后意见，以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的名义写了详尽的报告，很快获得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批准：“三校校址范围属东湖风景区管理处管理者，拨给北起喻家山顶，东至喻家湖眼沿小路至黄家店；南由黄家店沿武豹公路，西向经毛店、舒家巷；西面由喻家山顶经张家庵、土库湾再沿小路到舒家巷公路（即交通学校以东）划归三校建校之用。……毛店、舒家巷公路以南，不属东湖风景管理处管辖，希即径向武汉市建设委员会面洽决定。”决定以关山口以北作为华中工学院和中南动力学院校址，其中东头为华中工学院, 西头为中南动力学院，各划地1500亩，东西交接处建实习工厂和图书馆，供两校共用。
60年过去了，当年在选址中有些情况虽然与原来的设想有所变动，如中南动力学院没有单独成立而并入华中工学院，水利学院也没有来关山建校仍在珞珈山。但是华中工学院的发展证实了查谦、张培刚当年对校址的决策是深思熟虑、富有远见的，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当年荒凉的喻家山已经变成了环境幽静的大学城。改革开放后华中科技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也带动了附近整个区域的大发展。从街道口到关山已成为武汉市的文教区和高新工业园区，这里不仅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大专院校，还有一大批科学研究机构和工厂企业，有几千名高级科技人才、几万名中级科技人员以及大量的研究生、大学生，是全国少有的科技人才密集区之一。发展中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葛店经济开发区，也都地处毗邻。过去专管郊区农业的洪山区，已经成为武汉市的重要科技基地和工业基地之一，从洪山到葛店、鄂州一线，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之一。武汉、鄂州、黄石一线的大工业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张培刚与政治经济学教师在一起研讨
1952年调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张培刚满怀赤子之心，再次归来，奉献祖国。命运多舛，鉴于张培刚留学于美国和在 联合国（当时认为联合国是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任要职的历史，认为不宜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底一纸令下，他被调任负责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建校筹备的基建工作。如今具有规模的华工校园，山上碧绿葱茏，山下高楼栉比、马路纵横、绿树成 荫、桃李争妍、桂花飘香，无不凝聚了张培刚带领首批基建职工，在当年光秃秃的喻家山下的田野荒坡，箪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滴滴汗水。
1952年底，张培刚被调任负责华中工学院建校筹备工作，后调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政治运动中下乡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批判、被斗争，长期远离教学科研岗位。国际学术界却一直在寻找Peikang-Chang。期间，有两位智利学者专程来到中国寻访张培刚，并告知《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南美很有影响，并已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张培刚在国内学术界却销声匿迹.....
弹指挥间，年华已逝，使他从35岁到65岁，整整30年的宝贵时光由此蹉跳。
参考书目：
1.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张培刚传（修订版）[M].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胡坚.张培刚传[M].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画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2017.
5.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张培刚著；谭慧整理.张培刚文集（上中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7.谭辉.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8.张培刚教授传.华中科技大学校史网[EB/OL].http://xsyj.hust.edu.cn/info/1005/1171_2.htm.
张培刚简介
张培刚，（1913.7.10-2011.11.23)，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经济学一代宗师，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杰出的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
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済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先后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校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曾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及研究员。1952年底调至正在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任校规划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57年改任政治经学教研室主任；文革中，先下放劳动，后担任外语教师；1979年起历任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后兼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改革开放之初，他率先在我国引进和普及现代市场经济学；80年代，张培刚又提出并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优秀入オ，为中国经济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田惠敏，博士、博士后期间先后师从张培刚教授、厉以宁教授。专著《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私募股权资本与民营经济研究》；合著《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改制上市操作实务教程》《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主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与评估实务全书》；合主编《中国发展动力研究报告：找准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研究领域：开发性金融研究、中国改革史、私募股权、民营经济、长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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