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末,老蒋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他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是采用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面对国军的这种新战术,红军有点不适应,打了一些败仗。此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站了出来,说自己在巴伐利亚革命期间参加过街垒战,有破解之道。于是时任总负责人的博古就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那么李德的破解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堡垒对堡垒。国军修碉堡,红军也跟着修碉堡,双方就以碉堡为依托拼阵地。当时国军的碉堡都是钢筋水泥浇筑的,红军炮弹奇缺,根本打不动;而红军自己的碉堡呢?全是泥块和木头修建的,不要说炮弹和炸弹了,就连重机枪子弹都挡不住。这样的堡垒对堡垒,红军又怎能不吃亏呢?主席曾形象地称李德的堡垒对堡垒是“乞丐和龙王比宝”。
同时李德的战术还极为呆板,每门迫击炮和每挺机枪都规定好了位置,前线指挥员根本就没有一点变通的权力。此外,李德还极为专横跋扈,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帅指出他应该给一线指挥员放权,不能事事干预。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随后他将刘帅降为红5军团的参谋长。
而李德所做的这一切,基本都得到了博古的支持。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奋战一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被迫长征。长征开始后,李德和博古采取了大搬家式的转移,携带了许多坛坛罐罐,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从容围堵的时间。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对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随后召开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博古和李德双双被解除了指挥权。那么之后他们去了哪里了呢?各自的结局又是怎样的?我们先说博古。遵义会议之后,博古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博古先后担任过新华通讯社社长和《解放日报》报社社长,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贡献,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46年4月8日,博古和叶挺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39岁。
再说李德。遵义会议后,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跟随红一军团行动,基本无事可做。过惯了颐气指使日子的李德十分失落,经常借故发脾气。一次到达宿营地后,李德竟然把房东家的鸡给杀吃了,还喝上了酒,这是严重违反红军纪律的。李德此举刚好被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看见了,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李德见一个小个子的女红军敢来批评自己,暴跳如雷地骂起人来,还对着房顶放了两枪。
战士们急忙把此事报告给了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很快来到现场,用俄语把李德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个洋顾问一声也不吭,此后态度好了很多,再也不敢借故闹事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德在抗大当了一名教员。1939年6月他回苏联述职,对于他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一事,共产国际在研究后做出了这样的处理结果: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之后李德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东德,靠翻译和写作为生,还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1974年8月病死,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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