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什么？《躁动的亡魂》一书可以回答
有客祁祁2020-06-17 07:27
公元一八六一年，太平军与清军之间陷入激战。
前一年，太平军刚刚击溃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再次让清廷大为震动。他们攻占了苏州、杭州等城市，而后又发起西征，目标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政府军也随即展开反击。那年四月，双方在另一座长江沿岸城市安庆短兵相接，由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将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团团包围，洪秀全族弟洪仁率众前往驰援，却没能成功。几个月后，太平军宣告弹尽援绝，大势已去，清军攻破了安庆，整座城市重回清廷掌握之中。
就在这场安庆保卫战正酣的同时，有另一场战事在太平洋彼岸爆发。一八六〇年的十一月，美国举办总统大选，结果揭晓，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这个结果却引起南方各州的不满，由南卡罗来纳州为首，前后共有七个州陆续宣布脱离联邦。隔年三月，林肯在就职典礼上仍在呼吁统一团结，却没能挽回分裂的局势。到了一八六一年四月，南方与北方的军队在萨姆特堡第一次交火，南北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兄弟阋墙的内战，一共打了四年多，造成前所未有的惨烈伤亡。到一八六五年南方军全数宣告投降为止，估计至少六十二万名士兵命丧战场—这数字比美军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韩战中牺牲的人数全部加起来还要多。以当时美国人口来计算，平均每一百人中，就有两人死于战争。而这还没有计入普通的平民。
毁灭性的内战，迫使美国民众必须逼视死亡。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历史学者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写过一本《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在书中，她把南北战争的焦点，从征战沙场的英雄与将军，转移到那些大量的、无名的死者身上。
生命大规模地消逝，改变了“死亡”本身的意义，比如人们开始追问，远赴战场的士兵们，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如何还能获得“善终”（Good Death）？在战争情境下，杀戮如何不与宗教信仰产生冲突？还有活着的人呢？
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象的浩劫已成为了日常的经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上帝在哪里？一个仁慈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残忍与这样的苦难存在？怀疑快要压倒了信仰—这是对上帝仁慈与灵魂不朽的基督教叙述之信仰，是对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与目的之信仰。语言似乎无力解释；人们似乎无法理解他们的死亡—以及他们的生命—的意义。
逝者已矣，而生者才刚要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
同一时间在太平洋此岸，太平天国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不遑多让，上千万人的死亡，大规模的破坏与屠杀。对于失序的恐惧，在在挑动着人们的情绪，刺激着人们的想象。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消逝，它需要悼念，也需要诠释。它需要意义。这是历史学者梅尔清在《躁动的亡魂》一书中要探索的主题。
梅尔清教授并未着墨太多在我们熟悉的人物，如洪秀全或曾国藩，反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较不知名的地方文人，或是牺牲性命的无名将士。对他们而言，死亡有何意义？他们用笔墨与身体，写下了太平天国的另一种历史。这不是一项容易的研究工作，却改变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视野。
历史是关于记忆的学问，关乎我们记住哪些事情，又如何记忆。一旦我们拉长时间，记忆本身也成了历史，层层叠叠。比如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记述，在台湾受教育的读者，可能已经十分习惯将它视为一场叛乱，是在那内忧外患不断的晚清末年，另一场荒唐乱世；但在海峡彼岸的中国，有段时间却将太平天国视为英雄豪杰，农民起义典范，例如一九七三年一本由“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所编纂的《太平天国》，讲到清军策划战略，便说他们“用心十分险恶”，还与欧洲国家等“外国侵略者”联手，至于讲到太平军的人物，则说他们“坚贞不屈”、“可歌可泣”，不时有着“辉煌胜利”。
而今农民起义已经不再被歌颂，中国转而渴望和平崛起，要的是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历史上人们的情绪、伤痛、失落，与梦靥般的记忆，难道就一笔勾销，通通都不算数了吗？在每一场灾祸过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哪些人与事应该被记得，又有哪些不该被遗忘的却遭到埋葬？《躁动的亡魂》以太平天国为例，对这些议题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追问。
历史是关于死者，也是关于生者。或者说，是生与死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历史学者不也一向都是招魂者吗？我们总是在倾听亡魂的声音，不论那是躁动的，还是幽微的。
《躁动的亡魂》一书虽然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内容却充满情感，甚至有个十分感性的结尾，在两位译者的精心翻译下，这些文字更是显得格外动人。
“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什么？”作者问。而这本书是她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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