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王安石打赢了西夏？党项臣唐、西夏侵宋，北宋外交失利原因
仲尼之丘2020-06-16 20:46
宋太宗曾赐姓给党项的首领，让他姓赵，赐名保吉。这位首领叫李继迁，拒不接受姓赵，一定要姓李。西夏人更喜欢姓李，不喜欢姓赵。
但是，李，原本也不是他的姓。党项人原本是鲜卑拓跋氏。李姓是唐的皇帝赐给他们的姓。
西夏王陵遗址，宁夏第一次赐姓，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党项人因在青藏高原上无法立足，于是入西北，请奏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自然是来者不拒，满口答应，赐其部族首领拓跋赤辞为李姓，同时“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后来黄巢入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唐皇帝四处奔波，各亲厚军队，纷纷前来勤王，党项人英勇作战，以至于首领战死，唐僖宗再次赐姓李。
到了宋太宗赐姓，已经是公元 991 年。虽然时隔百年，但很有趣的是，党项人依然是向太宗皇帝递降表，只不过不是唐太宗了，而是宋太宗。大宋官家也很大度，给了一个国姓。
可惜，李继迁不领情。他很快逃出了大宋的都城，远赴西北，不久就建立了一个叫夏的政权。到宋真宗朝，李继迁已有夏、绥、银、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这是宋朝廷割让给他的。
他当然不满足，顺势攻陷宋廷重镇灵州（宁夏银川），后取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是天下要冲，自隋唐时就是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其实汉代就很重要，《三国演义》中经常争夺的雍州，其实就是凉州。此地为汉羌边界，民风剽悍，悍不畏死。尤其骑兵精壮，横行天下，史书上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这地方被李继迁占据，宋、夏之间的交通要道，商旅重塞，完全被隔断。当然，那赵姓嘛，他早都不要了。
（按：当时党项人无国号，此处为方便起见，借用国号。）
宋朝廷当然坐不住了。最先尝试各种安抚的外交手段，宋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除了赏赐，其他的一概不要。
这种外交手段实际上是颇为软弱的，但用兵也非上策。
宋失策的地方在于其他外交没搞好。当时的辽国非常强大。宋与辽，本来就战战和和。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宋完全拿辽没办法。李继迁却是个外交天才，他先依附于辽国，娶辽圣宗随意封了的一个义成公主为妻，并赐马三千匹。李继迁自然借着这股势力，东征西战，兼并部落。公元 989 年十二月，辽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按：见《西夏书事·卷四》）
辽的目的很明显，实际上是想把李继迁放在火上烤，给一个虚名，让他与大宋内耗，辽坐收渔翁之利。
李继迁在最为难之时，便向宋求和，宋允许。而辽很快就会敲打他，他又立即归附辽。
到了公元 1038 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继位，直接给宋朝廷上书，自称大夏皇帝，请求册封。
于是，当时中国的版图上，三国并立。辽、宋、夏。
这在大宋皇帝看来，是僭越，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宋仁宗赵祯做了个很冲动的决定。宣布升级到战争状态，悬赏李元昊，凡取李元昊项上人头者，可代而取之。
这是直接省略了外交手段，要采取军事措施了。
西夏地图（古今地名对比）01军事外交的失败，让宋的“文外交”毫无力量
李元昊不是好惹的。公开断绝了西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他也不等宋的军队打来，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
从1040年到1042年，两年之间，李元昊主动攻击宋多次，大战役三次。104 0 年李元昊进攻延州（陕西延安），宋军败绩。结果只好撤销延州知州的官儿了事。同年 四月，李元昊进攻六盘山。
这时候，宋派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来西北领兵，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韩琦。
两个都是文人。范仲淹的词说“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又说“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人以为说得豪气，其实宋军特苦。范仲淹对李元昊的进攻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口头警告上。李元昊不为所动，带兵 10 万，直入好水川，把韩琦一万零三百人打得全军覆没。
接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李元昊两军又在镇戎（今宁夏固原）大战，宋军全败。
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外交上，全盘失利，连战连败。虽然宋人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但这都是宣传，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实际上胆寒破胆的恰好是宋。
其实宋的主要失败在于完全没有认真准备。外交上用文臣，军事上还是文臣。又不愿通过外交手段与辽联合而瓦解西夏与辽的联盟。
李元昊恰好相反。李元昊是在内部统一之后，才开始外攻，最终控制了宁夏北部、甘肃小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对宋作战前，李元昊做了详细的调查，先稳住辽，这才明目张胆的喊打。而且，他也不惧怕辽。当时李元昊对宋、辽的大战，有五场。五场战役打下来，宋辽哑然。前四场，李元昊主动，宋军西北精锐被歼灭了好几万。最后一场，辽兴宗御驾亲征，十万大军压境，李元昊竟然打得辽兴宗无还手之地。
战争结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02宋与西夏买卖外交，让外交形同虚设
1044 年，宋正式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每年向西夏缴纳绸缎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两万斤。
宋得到的是西夏向宋称臣。并要求其上表请求恢复“赵元昊”赐名。
李元昊毫不在乎，照单全收，嘴上称臣。但改姓的事情，宋的大臣不同意了，大家认为此人已是叛匪，不宜再称国姓，于是做了一个折中，赐名“李元昊”，还是姓李——他一度也不想姓李，内部常用自己的姓（嵬名）。
这种外交，是继军事失败之后的再次失败。大体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宋在外交上只讲虚名，爱面子，不抓实质。
明明给人家交钱，但宋朝非得成为“赏赐”，明明李元昊与皇帝没区别，但绝不承认李元昊是皇帝。宁愿用钱买这个虚名。
这种买卖外交，宋和西夏做了三十六年。三十六年之间，看似和平，实则很不稳定。
第二，军事问题很大。宋的军队从兵器到军容到领导，疲软不堪。
外交想要强大，军事实力是前提条件。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有底气做“天可汗”？党项人来要个立足的地方，他很快就同意了。甚至，在唐太宗时期，任何国家、民族，只要来唐，李世民全都赏赐，并给予安置。这跟唐的军事实力是分不开的。党项人从开始出现在史书中开始，就到处称臣，臣服于中原帝国。
但唯独到了宋，反过来就是不认。
第三，外交政策完全形同虚设。
宋的外交，是虚有其表的。带兵在西北连战连败的韩琦，号称“军中有一韩”，但实际上在国家外交和军事上都是外行。他的军事态度本来就是沿袭宋重文轻武的传统。当时在西北，狄青战功赫赫，但是狄青的一个部下犯错了，韩琦要砍，狄青去求情，但进不了帐篷。韩琦说，这种东西也算人？就给砍了，狄青连大气都不敢出。
在外交政策上，韩琦完全不讲外交是否对国家有利益，只讲对自己有没有利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辽国提议重新划分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的边界。韩琦给宋神宗上了一个奏折，其中说了七件事情，全是卑躬屈膝，认为是宋的举动惹怒了辽国，才至于此。比如，因宋与高丽修复关系，通商，这惹怒了辽国；黄河以北的防线太密集；王安石的保甲法，寓兵于农等等，都刺激到了辽国。
他的对应办法是：请陛下养民爱力，选贤与能，疏远奸邪之徒，进用忠；良之臣，辽国自然会慕德化而安然。
这完全就是派别斗争，别有用心，根本不把国家外交当回事儿。
综上几点，宋与西夏对抗，胜算太少。
03唯一的胜利，来自于王安石变法对于军事的改革
宋对西夏真正的一次胜利，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王安石主要是对军队进行了改革，任用武将。
宋的传统一向是重文轻武，用兵的方法非常奇特。即便是在王安石胜利之后，也很快重蹈覆辙。比如公元 1081 年，宋神宗不再对西夏“赏赐”，准备以全国之力，吞并西夏。当时分五路进军，40万大军，要会师灵武。但统帅却是个宦官，他在形势不错时，决定折道天都山（今宁夏中卫境内），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和所有馆库，迫使西夏统军星多哩鼎退守葫芦河流域，然后班师回到了兰州。
而此时高遵裕、刘昌祚围困灵州城十八天却仍旧不能破城，早已粮饷不继，又值天降大雪，兵卒饥寒交迫，斗志渐渐衰颓，进退维艰。
与大宋交战的西夏统帅是个女人——西夏梁太后——令决开黄河七级灌渠，淹灭高遵裕围城大军。
史称“灵州战役”。除李宪所部之外，其他各路大军均困于灵州，因粮草断绝，先后惨遭溃败，宋共计损失近四十万人。
（按：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李宪传》）
央视纪录片中的梁太后，西夏后期的实际统治者，亲自带兵与宋军作战
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宋主将乏谋，不谙军事，五路大军不相统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
这种军队弊病，贯穿两宋。
而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任用王韶，做洮河安抚使，从 1073 年到 1074 年，收复失地达 20 万平方公里，熙州、河州、河湟全都收复。（甘肃临洮、临夏，青海东北部）。
这是宋神宗后来准备与西夏决战的底气。因为这一战略切断了西夏右翼。
王安石所用的办法也很简单，从根本上解决军队问题。宋原本的军队主力，是一部分集中在京师，一部分在边疆，轮流更调，互不统属，这叫兵无常帅，将无常兵。——更戍法！
这种办法，防止叛变也许有效，但除此而外一无用处。而且军饷开支超大。王安石废止了更戍法，国防军力不许论调，而分布在主要边界，比如西北，然后派专门的将领训练，战时直接作战。
王安石也更新了武器。同时建立了“保甲法”。保甲法主要是让边塞之民有作战能力。
但这些在王安石罢相后，全部废除了。
取而代之的，还是老办法。这才导致灵州战役的完全失败。
04唐的外交政策是开放、吸纳，宋的外交政策是收缩、摒弃
宋不仅仅是对西夏不在意，对辽也是如此，至少在外交上，他们的心思就是，你别来惹我就万事大吉。
唐可不一样。唐的外交态度是”华夷一家”。
从秦汉到隋唐，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快速发展。尤其是长城以北和东北的胡人，比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百年的朝代更迭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从未有停歇的时候，这也就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敌视情绪一直存在。
贞观三年，东突厥被唐破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该如何平衡，就成了唐太宗和一众大臣之间商议之事。朝中大臣对突厥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是弃，一派是受。
1）魏征派的离弃
以魏征为首的朝臣坚决反对接受突厥，魏征谏言道："突厥世为寇盗，与中国寻仇不已，今幸得破亡，陛下因他降附，不忍尽诛，自宜纵归故土，断不可留居中国，从来戎狄无信，人面兽心，弱即请服，强即叛乱。今降众不下十万，数年以后，蕃息倍多，必为心腹大患。"
在魏征派看来，戎狄人既无诚信可言，又野蛮不可教化，不如放他们返回故土，自生自灭。
2）温彦博派的接受
温彦博对突厥的分析主要有三句话：一是认为不要赶尽杀绝，留条路走。
——“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
二是可以用文化同化他们。
——“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三是和平对待，平等相处。
——“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唐太宗选择了第二种。
昭告天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华夷平等观，在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将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归为”同类"而非"异类"，可以说，李世民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同等对待的皇帝。
稳定边疆的从来不是战争，而是精明的外交政策。从唐太宗攻打突厥之前的外交政策就可以看出，唐太宗打突厥之前，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他派张公瑾前往代州并出任代州都督。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张公瑾，在毗邻东突厥的战略要地之上，一边重整军备另一边则广撒情报网，密切地关注着东突厥的一举一动。
张公瑾不仅安设情报网，还派出使者，穿梭在草原之间，对突厥的很多部落实施策反，等到真的战争之时，这些部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安史之乱的时候，面对吐蕃，大唐也使用了外交政策，突破重围。李泌制定了"困蕃之策"后，联合周围的南诏回纥，直接困住了吐蕃。
正是这样的平等观，才会有唐开放、开明、广泛的外交政策。唐朝时期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达到一个空前频繁的态势。
当然，这是需要军事实力支持的，可惜，宋从最初，就把军事国防放在了不太重要的位置，至少比防兵权坐大、再次黄袍加身要轻视的多。
军事、国防疲软，外交当然也没有底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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