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11日,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在伦敦的寓所,完成了她人生中最后一次自杀尝试。这位自白派代表诗人、后世誉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后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生前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她不仅一直在诗歌中预习死亡,还曾有过数次自杀未遂的行为。
她以及她的死亡,似乎就是为诗歌而生。
生时寂寞,死后各种追认
1932年10月27日,普拉斯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Otto Plath)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哈佛博士,波兰籍日耳曼人,在波士顿大学教授生物学和德语课程,对昆虫学颇有研究。母亲奥蕾莉亚(Aurelia)是奥地利裔第二代移民,本是奥托·普拉斯的德语课学生和崇拜者。
1940年11月5日,普拉斯刚过完8岁生日,父亲就因手术锯掉伤腿后,死于坏疽症。父亲的死亡,给普拉斯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她的人生从此埋下了抑郁的基调。也正是8岁这年,普拉斯开始在《波士顿先驱报》发表诗歌,展现出非凡的文学艺术天赋,11岁写日记,15岁获得绘画奖,21岁获得《小姐》杂志举办的全国性小说大奖,24岁出版处女诗集《巨大的雕像》……她对自己的才华极度自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诗歌对她而言,就像面包和水一样不可或缺。面对批评与质疑,她也毫不在意,还预言“一个新的夏娃即将诞生”,“我将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这个女孩要成为上帝”。
普拉斯虽然写作上受到缪斯女神的青睐,生活上却受到命运女神的捉弄。她一面极度自信,一面又极度缺乏安全感,也由此激发了她对财富、名誉的强烈渴望。她依靠奖学金,进入全美最大女校史密斯学院,门门功课都是A,虽然中途因为神经失常一度辍学就医,到底还是以优异成绩毕业。她起初是害怕死亡的,却在被哈佛大学夏季诗人研修班拒之门外后,回家后服用安眠药、泡在游泳池,险些丧命。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普拉斯又靠着一笔奖学金,远赴英国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进修。在此期间,这位“夏娃”遇到了她的“亚当”——未来的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虽然那时他们各自已有恋人,仍挡不住他们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并四个月后结为连理。后世公认的20世纪英美文坛的两颗明星,传奇般地结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令文坛内外津津乐道。没过两年快乐的时光,生性敏感的普拉斯就和休斯就陷入了捉奸的泥潭。休斯称,他几乎很少离开普拉斯超过几个小时,此生只爱普拉斯一人。普拉斯却坚信,休斯浑身散发着奥林匹斯主神宙斯那样的魔力,怎么会不出轨!在痛苦的相爱相杀中,这段婚姻终于成了一片废墟,休斯果然走向了出轨,六年的婚姻关系彻底崩塌。
分居后的第二年,普拉斯打开家中煤气,走向了死亡,她身边六个月大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幸免于难。休斯得知后,悲痛欲绝,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是说:“那是我生命的终点,此后余生皆为身后事。”
普拉斯和休斯
普拉斯死后,名声日隆,女性主义、平权运动将她树为偶像,休斯整理出版她生前的诗歌热销,十九年后更是被追授“普利策诗歌奖”。上世纪80年代,我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九叶派”女诗人郑敏,将普拉斯译介到大陆,对我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成都著名诗人翟永明就很明显受到普拉斯启发。这一切,普拉斯活着的时候或许都未曾料到吧。
普拉斯究竟因谁而死
普拉斯死后,出轨的休斯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纷纷指责是休斯逼死普拉斯的,有女性主义者还给他扣上玩弄女性的帽子,试图抹去普拉斯墓碑上的“休斯”之姓,毁坏休斯在普拉斯墓前所种的花,更有极端的“正义”之人,要手刃休斯以偿命。
外在的骚扰,内心的困扰,叠加着一系列偶然的变故,使得休斯的生活也难以挣脱普拉斯的阴影。普拉斯去世十二年,休斯的第二段婚姻再次破裂,第二任妻子同样是在结婚六年的关口,同样是发现他出轨,并以同样的方式自杀,陪葬的还有休斯与普拉斯生的小女儿。普拉斯去世四十六年,她与休斯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美国溪涧鱼类生物学家)在家中自缢身亡。好事者把这一系列事情串联,演绎出了一个惊悚的词,叫“普拉斯诅咒”。反正就是要说明,普拉斯是因为丈夫休斯而死的。
普拉斯究竟因谁而死?其实是一个未解之谜,除了普拉斯自己,没有谁能够给出答案,而普拉斯却永远无言了。
闲扯淡的好事者,或者习惯用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普拉斯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普拉斯是死在丈夫出轨、婚姻破灭后,就将其死归咎于休斯;有的文学评论家,则是为了渲染普拉斯的作品张力,把其死归于其父亲的深刻影响,甚至指出普拉斯身上藏有严重的恋父情结;甚至还有把普拉斯母亲的强势,也挑出来分析,或者干脆把三者合并,总结为普拉斯自杀的“三重压力”。但是,如果是因为丈夫休斯,那她离婚那年怎么没自杀,而要捱到第二年春天?如果是因为父母的压力,那她根本不用熬到31岁。
在我看来,普拉斯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三重压力”,但那并不是她自杀的原因,非要说有关系,也是因为这“三重压力”已然消解,她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人世了。
所以,普拉斯是因自己而死。联系自杀前几天,医生刚给她新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再抛开那些奇奇怪怪的解读的话,客观直白地讲,她应该就是难堪抑郁症之苦,以死寻求解脱。
普拉斯画中的休斯
她无意“弑父”,就是本能的“释负”而已
从普拉斯的许多诗歌中,可以发现,她十分迷恋死亡元素,比如1962年她在《萨拉路女士》中写的那样:
“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年仅三十岁/我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这是第三条/每隔十年就要消灭/一个废物”
“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诗歌对普拉斯来说是“面包和水”,死亡又何尝不是如此,从8岁开始,与她如影随形。
死亡之于普拉斯,与其说是悬在她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毋宁说是一直等着她去完成的一个艺术壮举;而她的文学创作,就是在给她完成这个艺术壮举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她放下了对母亲的怨念,放下了对丈夫的眷恋,放下了对死去的父亲的执念。
当初,母亲将父亲的死讯告诉普拉斯的时候,她生气地说:“我绝不再和上帝讲话了。”第二天放学回家,还递给母亲一张已经草拟好的誓约——“我发誓绝不改嫁”,并逼她在上面签名。父亲死后,普拉斯那个原本温馨的中产家庭变得困窘,母亲要同时兼两份工作,当妈又当爹的奥蕾莉亚,对喜欢来事儿的普拉斯自然没有好脸色,可还是供她上了好大学,把她养成了天之骄子。作为“被遗弃的孤儿”,普拉斯的叛逆是比常人更具杀伤力,也更能反噬自身,可那些毕竟早成了少年往事,母亲的艰辛付出,她也都能铭记在心,母女二人也常年书信往来也可见一斑。她和休斯在伦敦草草结婚的时候,几乎没有亲朋好友参加,她的母亲却没有缺席。
普拉斯与休斯确实是一对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可婚姻的庙宇太小,装不下这两位抑郁、躁动的天才诗人。但在相识、相爱到婚后头两年的时间里,普拉斯还是尝尽了“旷世之恋”的甜美,度蜜月,给休斯画肖像,互相写浪漫的诗……那可能是她生命中最波光潋滟,又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吧。休斯也曾这样回忆:“我们每天都写诗。那是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到后来婚姻彻底破裂的时候,两人其实早已经猜忌、怀疑,在婚姻中互相撕扯了好几年。生前的普拉斯,对于休斯,不说已经翻篇,至少已经坦然放下,她没有沮丧颓废,没有生不如死,而是深居简出,全身心、有节奏地投入诗歌和小说创作,完成了笼罩着死亡阴霾的一部诗集《爱丽尔》,包括《爸爸》、《拉撒路女士》、《爱丽尔》、《蜜蜂会议》、《针刺》、《死亡与商号》、《尼克与烛台》、《黑夜的舞蹈》等重要篇重。
其中写于1962年10月12日的《爸爸》(Daddy)一诗,被视为“普拉斯最有名气的诗篇”。在普拉斯那满纸怨毒的文字中,“爸爸”成了一个畸形的、令人厌恶的形象:像一只黑色的鞋子,将“我”这只苍白的脚,关了整整三十年;“我制作了一尊你的雕像/一个黑衣男子,一副‘我的奋斗’的嘴脸”;“一个老虎凳和拇指夹的爱好者”……在诗歌中,“爸爸”成为了野蛮的纳粹党徒,向“有几分深似犹太人”的女儿严刑逼供。“我还没来得及杀你,你就已经死去”,层层递进的、暴力狂欢的诗歌语言,像一把带刺的鞭子,把死去的尸体抽得皮开肉绽。
有人把这首诗解读为精神上的“弑父”之作:虽然普拉斯不能像俄狄浦斯王、雅典娜那样,真正做出推翻、取代或者攻击父亲的举动,却通过语言暴力完成了一次精神成长史上的“弑父”行动。可是既然完成了成长蜕变,她为什么还要死呢?还要在诗里说“爸爸,你这混蛋,我彻底完了”?
评论家普遍认为《爸爸》是一首普拉斯的“自传体诗歌”,我是不能苟同的。普拉斯对父亲那些近乎偏执的爱,说成是恋父情结也好,还是被父亲“遗弃”后的安全感缺乏也好,很显然,她所爱的那个对象,早就成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父亲,而非8岁以前少得可怜的记忆所建立起来的父亲形象。而诗中那些反乌托邦式的控诉,其实无法确定是指向她父亲抑或是有人说的她母亲,还是父权以及类似的强权,还是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力量?但是,可以确切一点,那一句“Daddy”应该是指向她那位记忆模糊却被深爱着的父亲,这个标题可能应该翻译成“爹爹”更好,这样像一位女儿的呼唤,更像一位8岁小女孩儿的呼唤。普拉斯无意完成什么“弑父”之举,而是回首半生,拂去一身疲倦,“释负”而已。
无论是爱人,还是亲人,普拉斯爱过了,恨过了,放下了。她去世前三周出版的唯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形罩》,更是盛满了她的“放下”。正如她在写完《爸爸》一诗后,在给母亲的信中也说过:“事情过去了,我会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只是,当她她重新扬起风帆的时候,她用铺就的前行之路,已经到了尽头,上方是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下方是生命的最后一片火海。
休斯为普拉斯选了一句带有禅意的墓志铭:“即便在烈焰之中,也能种出金色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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