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崇拜
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06-03 22:04
维多利亚时代（通常认为是1851—1901年），死亡变得商品化了：市面上不仅出现了专为死者拍摄遗照的照相馆，还涌现出了很多售卖丧服的商店。
此时的英国已经步入了工业时代，努力工作被视作赚钱的不二法门。整个西方世界的识字率大幅提高，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也方兴未艾。
然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无比悬殊，贫困水平持续走高，经济萧条时常发生。疾病肆虐，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多我们今天不屑一顾的小病在当时却很可能夺人性命。
媒体的发展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翻开报纸，目之所及皆是灾难和毁灭，而新闻记者在描述城市贫民艰苦的生活条件时更是添油加醋，无所不用其极。
无家可归的人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业在报道恶心离奇的死亡事件以及其后的验尸结果时都无比详尽，不放过任何细节。维多利亚时代还出现了插图报纸，上面会刊登离奇死亡事件中的尸首图画，其目的都在于刺激和吸引读者。
这一切的一切使得许多人对终将到来的死亡都感到惴惴不安。
01隆重至极的葬礼与盗尸者
为了向死者告别并且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惜花重金举办各种仪式。最富有的人通常会选择一处华丽的坟墓，而其他财力稍逊的人则会置办一处墓碑或是纪念碑。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死亡变得庄严而仪式化起来，人们不但会将死者置于棺木之中，而且还会雇来车马抬运棺材。
由于象征着天堂使者，天使塑像尤为受人欢迎，而沉睡的童子、鲜花和鸽子也是墓碑上最常见的雕像。
出于对盗墓行为的恐惧，人们更加渴望在墓碑上留下永久印记。
掘墓盗尸行为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美国尤为猖獗，而将未腐烂的尸体卖给医学专科学校可以获取暴利。
由于医疗实践的缺漏，19世纪的人常常会被错误地活埋。出于惧怕，人们也在棺材中加入了很多精妙的设计。（上图）
早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解剖系的学生就用被绞死的罪犯的尸体来做实验。然而有限的尸体数目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于是便催生了贩卖尸体牟取暴利的这一行当。
死者的家属和朋友恐惧万分，会彻夜守在死者身边，直到其入土为安，除了安装上铁笼（保护棺材的铁条）之外，人们还会用铁棺材来抵制盗墓行为，甚至生前还会留下遗嘱，希望家人用坚固的棺材来埋葬自己。
为防止盗墓或偷盗尸体而专门设计的铁笼英国于1832年颁布了《解剖法案》，规定无人认领的尸体和亲属捐赠的遗体将全部用于科学研究，从而有效地终结了尸体交易。
然而，美国的情况却不同了，这种邪恶的交易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原因就在于医学院数量的增加。
但是，即便维多利亚时代尸体抢夺现象已经越发少见，人们对于盗尸行径依旧十分骇然，同样不变的还有他们对于逝者永恒的追忆。
02极具艺术表现力的死亡象征物
死亡象征物是用来提示人们铭记“死亡随时有可能降临”的物件，形式多样，不一而足，包括刻有相关死亡格言的手表，嵌有已故挚爱之人发丝的戒指，设计成头盖骨形状或装有头骨印记的胸针。
凡此种种，既是为了纪念逝者，也是为了警醒活着的人他们也终会有这么一天。
维多利亚女王佩戴着镶嵌有已逝的阿尔伯特亲王发丝的纪念胸针（上图）
而维多利亚时代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死亡象征物莫过于死者的验尸照片了——活着的人常常要忍痛和他们已故的亲人合照。
鉴于其价格昂贵，很多时候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拍一张，而这也会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拍过的照片。
在19世纪上半叶，上流社会的妇人不被允许参加葬礼，尽管她们曾亲手为死者的棺材插满鲜花，或是剪下死者的一束头发放在小盒子里、胸针里或是戒指中。
即便是维多利亚女王也未曾参加她挚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葬礼。
丧葬用品广告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处理死亡以及丧葬仪式方面制定了许多规则。
甚至葬礼时该穿什么都有很多繁文缛节，多到甚至出现了指导人们该如何选择合适的丧服、某种类型的丧服该穿多久的家庭手册。
03对恐怖故事的病态情结
哥特式小说起源于18世纪晚期，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鼎盛。
从布拉姆·斯托克所著的《德拉库拉》，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所写的《哲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的奇怪案件》，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对于怪物和食尸鬼的故事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
这些故事在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同时，又给予了他们淋漓尽致的快感。
电影《惊情四百年》里的德拉库拉伯爵这种题材的小说并不局限于在英国流行：在德国，刻画类似故事的小说被称为战栗小说。
而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奥德耶夫斯基在1838 年创作了《活尸》，甚至连大文豪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都于1836年写作过《吸血鬼》一书。
在美国，最著名的恐怖小说家莫过于埃德加·艾伦·坡了，他创作的狂魔故事被认为深得德国哥特式小说遗风。
《危舍府的倒塌》和他的诗《乌鸦》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毛骨悚然。
爱伦坡《乌鸦》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小说题材通常涉及死亡，或是对死亡的恐惧，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死亡这一话题的沉迷——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以及对疾病的恐惧。
对犯罪的恐惧以及农村人口转移也加剧了人们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感。
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早些年间，社会治安普遍良好，人们也更愿意对邻居敞开心扉，而现在，彼此之间筑起了一堵冷漠的高墙，陌生人数量的过快增长加剧了文学创作的妖魔化。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常常被描述成混乱而又黑暗的地方，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的拉大也被描述成一种罪恶，这在布拉姆·斯托克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都可见一斑。
同时，一些心思狡猾、花言巧语的灵媒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宠儿。
有些人坚定地认为这些灵媒真的拥有和死者对话的能力，但却总是事与愿违：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骗子，常借暗淡的煤气灯、手上的“老千”或其他奇妙的装置来欺骗那些无知的观众。
令人悲伤的是，大部分人明知是一场骗局，依然心甘情愿地选择相信。
本文内容摘选自《怪诞历史》，中国画报出版社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