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回忆伯父伯母:伯伯每月从自己工资中给我们家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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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5-2214:39

1961年,伯伯和七妈在堂侄周尔辉结婚时请来亲友欢聚

一、母亲翻出了几十年前七妈写来的多张便条

说实话,经过几十年的交往与了解,我和许多与伯伯、七妈接触多的叔叔阿姨有同样的感觉:七妈在家庭中更讲原则性,而伯伯与人的心灵更贴近一些,更重感情一些。但就我本身来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而七妈却要代伯伯具体照顾我们和经常找上门来的周家亲属,对此她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时间和金钱。

七妈给我妈妈的部分便笺

我母亲生前一直留存着许多张20世纪50年代七妈给她写的短笺。每每翻开这些便签,望着那熟悉的字体,读着那一行行暖心的话语,她总会百感交集:

士琴妹:

小六的病好些吗?你两天来都没打电话告我,我时常在惦念着!兹特派谢廉珍同志来问讯。

望将小六病况告他。我为可爱的小六祝福!望你注意保重身体为盼!

另咸鱼两条送你们佐餐。

祝好!

大姐

十二月三日

今晨写好此信后,值班同志才来告我,你昨晚已来电话,小六已渐好,甚欣慰。

又及

(注:1953年12月刚刚一周岁的小六妹秉建生肺炎住院)

同宇:

你回来后,今、明日何时方便,请你打电话给我,打到3882即可通话。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你们的居室庭院回去了。

超留

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时

士琴妹:

送上明晚芭蕾舞剧票一张,请你去看,我也要去看的。祝你们一家晚安!

大姐

十月二十四日

士琴妹:

由国盛带上一些广柑给你和孩子们。上次送给你们的酒,请送一些给姥姥(注:指我外婆),作为对于长老退休的慰问。近日我的身体情况又有进步,请释念。在每日上午九点至十点半或下午四到五时之间,你只要有空,可在任何一天来我处会晤,略谈此。祝你和孩子们春节好!

大姐

二月十五日

上次咪咪来时交她带回105元,想已收到。同宇有信来否,休养的成绩如何?念了!

又及

士琴妹:

一日函阅悉。你和秉德对同宇拟回淮安老家一行的意见,很正确,我很赞同。在便中我曾问七哥,他说回去徒惹事招烦也,这乃是由于做了他的弟弟啊。

我很想念你们一家,几次动念,去看你们,一因流感盛行,一因体力仍感不足而作罢了。希望不久能看到你们一家。望你多保重。

专复,祝好!吻五、六儿!

知名

四月五日

士琴妹:

你和孩子们好?很久不见了,常想念你们。今天你如有空,望带咪咪在上午十二时左右或下午三—六时之间来我处一晤。你如不空,就让咪咪同小瑜一同来好了。因为我一次还不能接待很多的人,几个孩子只好轮流的来吧。余留面叙。祝你和孩子们好!

大姐

二月三日上午

士琴妹:

请你今晚六时半到我们家来。可能有一张票请你一人去看舞剧。

大姐

六日中午

士琴妹:

十月革命节的次日,收读孩子们的信,我很喜慰!

今天接你的信。知你惦记着我的病况。近日已好些,只是仍不能多动,更不能看书报,睡眠时好时差,常常出汗,所以我还须安心静养,继续服药,才能争取身体彻底健好。希望你也注意身体,努力工作,孩子们已够你操劳了,请不要常念着我的病。过一段会健好起来的。

附复同宇弟的信,你写信时转去吧。

送去你改皮大衣的工资20元,请收,另外我还给咪咪一条头巾,免她冬天放学回家时受凉;给秉钧一把小梳子(捷克产品);小葡萄干及豆子一盒(阿富汗)给孩子们和你及二老

娘吃。

愿你们

全家安好!

二位老娘好!

二、伯伯让我父亲提前退休

我在师大女附中上学时,每次周六我先回中南海西花厅看伯伯、七妈,向他们谈谈学校里的事。第二天早饭后,就去东城遂安伯胡同和后来的西城区机织卫胡同自己的家看望爸爸妈妈。1955年工作以后,我还是这个习惯。可能是因为我最大,父母之间的一些谈话常常也不避讳我。

妈妈在机织卫胡同庭院内

那是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爸爸前后脚回到家里,立即发现爸爸平常紧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满脸春风喜气。我忍不住问道:“爸,一定有什么事让你高兴?”

“到底是我的大女儿,一眼看穿了爸爸的心!”爸爸笑着说,“我刚想告诉你妈妈呢!我调动工作的命令已经下了,下周就去内务部上班!”

“好呀!”妈妈也显得挺高兴,可我依然一头雾水。

“秉德,你爸爸身体不太好,当那个仓库管理科科长又太忙,他也吃不消。现在调到内务部机关,离家近些,工作轻松,这不好吗?”妈妈一边整理手边学生的作业本一边说。

“内务部是管什么的?”我奇怪地问,“爸爸你能干什么工作呢?”

“这是你陈赓伯伯出的点子!”爸爸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解释,“他找了内务部的曾山部长,说,周同宇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身体又不太好,把他调到内务部,你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1927年就脱离了革命嘛,还有什么贡献可言?”我那时还不了解爸爸当年脱离革命的真实情况,话说得不客气。也不怪,我此时已经入党,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我曾写着:“爸爸当年离开革命脱离共产党的原因是对革命缺乏信心,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找借口离开革命。说句心里话,我思想上宁肯爸爸能坚持革命,为革命多做贡献,哪怕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

“秉德,你怎么这样和爸爸说话?”妈妈提高了声音,“你陈赓伯伯都说,不是只有在党内才能对革命做贡献的。1928年,你伯伯和七妈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乘轮船到青岛、大连被特务跟踪,是你爸爸在吉林和哈尔滨掩护,才脱险的。能保护住你伯伯,保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如同保护了革命的灵魂和火种,这不是对革命的很大贡献吗?再说,在天津时,你爸爸开的那家货栈,是叶剑英元帅让地下党拨给的经费,由你爸爸经营,专门为地下党采购药品货物的。为此,你爸爸还被国民党抓去关了半年牢,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没有出卖过一个地下党员。因为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你伯伯的同学常策欧等人奔走营救,你爸爸才被放出来。出来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又找地下党接上关系……”

其实,只要伯伯不干预,我相信按爸爸的资历和能力,在内务部安排个好一点的职务,不说高官,干一些轻松的、级别高点的工作,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伯伯决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伯伯去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当时伯伯对曾山部长再三明确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得职务尽量低,待遇尽量低,因为他是我亲弟弟。”

于是,换到内务部工作的爸爸,职务仍然是很一般的。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伯伯和七妈都劝他开刀,他就是不敢。因为胃痛时常发作,爸爸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了几次,还请我七妈联系当时协和医院的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希望他的病尽快好起来,但他的病仍不能正常上班。当然,像他这样身体不好需要治疗休息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在伯伯那里,只有他成了问题。1963年一次开会后,伯伯留下了曾山部长,向他交代说:我弟弟身体不好,请你让他提前退休,不能拿着全额工资,还不能坚持正常上班!

曾山部长开始只是口头答应着,并没有去办。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退休后,工资要减少,而且再没有机会调整,许多在职时的待遇都会取消,一般人都不愿意退休;有些到了退休年龄的尚且希望推迟办理手续,何况爸爸还没到退休年龄。他猜想着伯伯工作忙,一定不会老记住这件事。

然而,只要爸爸与伯伯是亲兄弟的关系不变,伯伯就不会忘记这件事。还是在伯伯的办公室里,伯伯的表情十分严肃,语气十分认真地问曾山:“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手续的事,我已经交代你几次了。为什么还不办?”

“总理,最近比较忙……”

“不要找理由!你回去立即办,你再拖着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

于是,1963年6月,爸爸在59岁零两个月时就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三、伯伯每月从自己工资中给我们家补助

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六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家里四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

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回到西花厅。工作了一夜的伯伯正好起床,在客厅他对我说:“秉德,你爸爸退休手续办了吗?”

见我点点头,伯伯又继续问:“我坚持让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吗?”

对伯伯,我历来是实话实说:“爸爸还好,倒是妈妈有点想法。”

伯伯“喔”了一声道:“说给我听听。”

“反正,爸爸的一贯态度就是这样:‘我一切听哥哥的,哥哥怎么说,我就照办。’妈妈却想到实际问题,她说,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要说说自己的想法,现在四个孩子读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秉德,你有没有补贴你妈妈?”

“我每月62块钱,交给妈妈20块。这不是你和七妈交代我这样做的嘛!”

“你这样做是对的,儿女应该从小懂得为爸爸妈妈分忧。我让你爸爸退休,你想得通吗?”

“当然想得通。你不是常说,封建主义时代是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延续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因为爸爸是你的亲弟弟,所以应该更严格,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不应该从人民那里拿全额工资。你是总理,如果连自己的亲弟弟都管不了,又怎么能去管理别人!爸爸退休后工资是减少了,可是这么多年来,不都是伯伯供给我们学费的嘛。如果没有伯伯的帮助,就是爸爸工作,我们六姐弟上学早就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了。伯伯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妈妈真不该有什么想不通了!”

妈妈带秉宜、秉华、秉和、秉建在机织卫胡同庭院内

“话不能这样说。”伯伯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秉德,你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凡事都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越是亲近的人,要求越严格。尤其我当总理,只有人正,才不怕影子斜!不过,从一个家庭来说,你妈妈有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她是个很自立、很自尊的女性。你爸爸就不一样了,他是我弟弟,我们从小也是依靠伯伯养大,当然他从我这儿拿钱去养你们,他不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不安。而你妈妈却不同,从她的角度上看,当然应该你爸爸自立,顶家过日子,总拿我的钱,她心里就觉得不踏实,不自在。”

伯伯说着,表情有些激动起来:“秉德,你给你爸爸妈妈带个信,下星期天,让他们一起来吃饭,我再和他们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让你爸爸退休还有一层想法。我们原本兄弟三人,你二伯伯早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你奶奶去世那年,我9岁,你二伯8岁,你爸爸只有3岁。你奶奶临去世前,握着我的手,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你的两个弟弟还小,答应娘,一定好好照顾他们……我当时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我答应你奶奶的话,从来也没有忘记。你奶奶去世后,我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还想到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长兄如父’。当时父亲在外谋生,顾不上我们,我就承担起了对两个弟弟的抚养责任。我们相依为命两年多,直到我去东北。如今,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爸爸不同,他身体不好,早点退休也能平安地度过下半生,也算我对你奶奶的承诺有个交代。”

我真没想到奶奶在伯伯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也没想到伯伯除了有严格的党性,对爸爸还有如海深的兄弟之情,而且对我的妈妈、他的弟媳的心境也那么体谅,那么尊重!

“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

“伯伯,不要给那么多!我和秉钧都工作了嘛!”

“多给你们一些,这是让给你爸爸吃些补养品。他胃不好,体质也太弱了。”

“不要那么多!”

“怎么?我这伯伯的钱不要,你准备让你爸爸妈妈向组织申请补助吗?如果是这样,我心里能安吗?用我的钱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钱啊。”伯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秉德,你千万不要觉得用我的钱心里愧疚,你要记住,我和你二伯、你爸爸都是你们的四爷爷养大的,我养你们也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周家上辈的好传统。希望你们这一辈、下一辈和后世子孙们,也都能这样有困难互相帮助,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好不好?”

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从1954年到1968年,几乎每个月都是由我从卫士长成元功叔叔那儿签字领钱,每个孩子20元,后期还有给爸爸的营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再到每月200元,一直到1968年,我们6个孩子全部参加工作为止。

我每每拿着这些钱送回家,心里总觉着是捧着伯伯沉甸甸的爱!日久天长,伯伯这份真挚的亲情,对亲人尽责的用心良苦,像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温暖如春,滋润着我的心扉。

直到伯伯去世后,从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伯伯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二分之一!他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这个生活补助费,我不在北京时,因为弟弟妹妹还小,就由他的卫士送到我家。后来,卫士同志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秉德不在北京,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伯伯对我们的生活、抚育,是多么的亲切周到、体贴入微、视如己出啊。

但是,他们自己生活简朴之至极!我们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知他的内衣、睡衣是补了又补啊!作为纪念,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该接受他们那么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么旧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伯伯的崇敬之情。不难想象,以他那么高的权位,为亲兄弟安排个美差,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拦,总理亲兄弟的工作,由组织上安排,职位、收入也都不会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么过于简朴,甚至窘迫!但他没有,他要自己和亲属们,与全国老百姓一道过简朴的日子。这就是我的伯伯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哪个国家有这样难得的好总理呀?哪个家庭又有这样难得的好兄长、好长辈啊?!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廉政”?伯伯就是榜样。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反正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当然我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开口。伯伯从不拒绝,但又不能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我接受了,但当时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琢磨出伯伯当年的良苦用心:既不让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对家庭的依赖,同时让我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去购买物品,就会懂得爱惜这物品。他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只是特别可惜的是,伯伯赞助我买的冰鞋和自行车等后来都没了。因为我就从没刻意想过要保存,当时都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只觉得是很自然很家常的,根本没想过后来还要拿它们来证明什么。

四、伯伯七妈对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补助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家有亲戚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住招待所。因为伯伯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通过卫士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当伯伯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伯伯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伯伯才说:“这就好!”

1959年初秋,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北京。伯伯听说后,便约了时间请他们到西花厅做客。吃的二米饭,席间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是淮安菜。伯伯看到,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喔,今天还有烧肘子!”七妈连忙说:“四嫂难得来,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我们一个月肉食定量。”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为了招待一位故乡来的老百姓亲戚,两位老人竟然把他们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因邀请的外宾多,要将外地来京人员疏散。我们家恰有几位亲戚从外地来京,伯伯在动员他们离京前跟大家合影留念

伯伯吃着饭,又忽然想起什么,对七妈说:“华章刚有了小孩子,还有四嫂来,家里一下多了三口人,给华章点钱吧。”七妈答应着,回过头来问华章哥有没有存款。他说:“我有90元储蓄。”随后,七妈去书房拿出100元交给华章哥哥,对他说:“这100元你拿去用,你自己的钱就不要动了,平时还是应当有点储蓄的。”华章哥哥看看伯伯,又望望七妈,心里感动,但有些嘴拙,不知说什么,只答应着收下了钱。

吃过饭,伯伯有事,和大家打个招呼,匆匆走了。这时,华章哥哥看七妈还在向工作人员交代:“这吃剩下的菜晚上还可以接着吃。”

1963年,华章哥哥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我们的堂哥荣庆到北京出差,伯伯特意让他去看望华章一家,又给带去了40元钱。荣庆哥还对华章哥传达了伯伯的嘱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其实,伯伯、七妈帮过的不止有亲属,还有许多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旧部旧识。

王海青是伯伯办公室的一位秘书。1954年,国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决定通过全国统考录取部分在职人员上大学。这时王海青的妻子侯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在七妈鼓励和支持下,她考取了天津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11月,在学校读书的她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正在她悲痛之时,接到七妈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写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七妈的话:“听说你的父亲去世,希望你不要太难过,把哀痛化为力量,用在学业上去。你在学习期间,经济不宽裕,现托海青转去我的工作费伍拾元,作为给你这次回家往返路费的补助,请收用,并望保重。”侯真阿姨热泪夺眶而出,她把钱寄回老家,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期末考试。七妈那封充满真情的信,她一直珍藏在身边。

我的父母,摄于1961年

1956年8月的一天,王海青一家刚吃完午饭,七妈敲门进来说,听说你们的宝宝要进幼儿园,要花费一些钱,我给准备一下。随后,七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80元交给侯真。王海青和侯真眼含热泪目送七妈远去的身影。后来她深情地回忆说,没有伯伯和七妈的鼓励和支持,整整5年大学她是无法坚持读下来的。

伯伯、七妈帮助过的工作人员又何止这一对?

可是对自己呢,伯伯、七妈节省了再节省,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1960年,伯伯洗脸用的是最普通的505绿色彩条毛巾,一条毛巾洗一年,中间破了四个大洞。成元功给伯伯又买了一条505,只不过是红条条,早晨伯伯从办公室出来,准备洗脸去睡觉时发现了:“我那条毛巾呢?”

“中间破了四个大洞了,该换条新的了。”成元功在旁边说。

“两头还是好的嘛!毛巾嘛又不是外衣,只要能用就行!快给我拿回来。”

“总理,那天韩大夫不是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成元功叔叔以为搬出了医生的“明确诊断”,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的。

“有道理。”果然,伯伯点点头。只是成元功还没来得及“得胜还朝”,伯伯一扬眉一眨眼反问道,“成元功,你说纱布软不软?”

“纱布当然软。”

“好。你去请霍爱梅同志(当时七妈身边的工作人员)找点纱布把毛巾中间的大洞补一补,这样毛巾又能继续用,而且纱布洗脸软和又不伤皮肤,既节约又保护皮肤,两全其美。对不?”

“对!”刚刚起身的七妈正好进来,“等纱布再用破,还可以当擦脚布,不能擦脚了,还可以当抹布嘛!咱们国家还很穷,就是以后富裕了,也要节约呢!”

于是,那条用纱布补了中间,已经看不清颜色的505毛巾,又继续“亲吻”着伯伯的脸……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那条毛巾,谁能相信他的主人竟是掌管一个大国经济大权的总理,一个月收入400.80元的总理!

从伯伯身边工作人员做的一个统计中,我才知道经我手拿去补贴我们家用的那些钱的分量:伯伯的工资是400.80元,七妈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算起,到伯伯去世的1976年中,工资累积不足17万元,伯伯、七妈拿出他们两个人工资近四分之一,即四万多元用来补助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这4万多元,由我送到爸爸妈妈手中的恐怕是其中的大头!我记得特清楚,伯伯、七妈在世时经常讲,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亲属和部下,是不愿他们因困难向国家申请补助,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伯伯对自己生活上的衣食住行都不在意,不追求讲究,更反对奢侈,自己的工资还经常用在公事上。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上所有项目全部取得了冠军,伯伯为表示鼓励,自费宴请他们。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宣传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社会上影响很好,伯伯宴请剧组的同志们,在院子里散步时,两手报肩高兴地与他们边走边说:“我请你们吃饭。”七妈在旁提醒说:“恩来,这月你只剩下几毛钱了,还请客?”伯伯立即改口:“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啊!

像伯伯这样把自己的工资既用来补助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又用于公事,有时还需要动用七妈的工资,平心而论有哪个妻子能够接受得了呢?但七妈就接受了,并且自己也拿出工资来像伯伯一样做贡献。可以说,七妈对伯伯的理解与支持,无与伦比!古今中外何处寻?

五、因为是总理的弟弟,父亲没能回到故乡怀旧

当然,作为伯伯亲弟弟的爸爸,为了哥哥严格律己的精神,他也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牺牲,留下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爸爸也是个十分怀念家乡的人,尤其是到了老年,特别是退休以后,经常听他在念叨:14岁离开淮安老家,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止一次地向伯伯提出回家看看的愿望。有一回,那是个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日子,我们一家被伯伯叫到西花厅看花。那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伯伯兴致很高。一家人在院子里合影后,妈妈和七妈在廊前说话。伯伯和爸爸在前庭的花间散步,我牵着小妹妹秉建的手紧随其后。

“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子里的住户不许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出生和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他塌掉,塌平了最好,不得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不赞成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我活着,就不许搞。”伯伯讲得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哎,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4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八年,没回故土已近五十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爸爸的声音有些发颤,听得出,他有些动情了。

“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老家!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

“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

“没打算!”伯伯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一个是忙,再一个是不愿打扰地方的同志。前些天淮安县委书记来,我们谈了好久。他告诉我,老家前面的文渠还在,现在还能划船呢!”

“哥哥,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家去看看吗?”爸爸的声音已经有点哽咽。

“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伯伯的语气十分肯定,“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爸爸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话语无奈且有些凄凉,“可能真是老了,我总是想起老家,总爱回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一块苦熬的日子,也真想给妈妈坟上添把土。唉,看来,只有等我死了以后,把骨灰送回去,埋在我们老家后院小时候种过菜的地方,以了却思乡之情了……”

伯伯没有再接茬,爸爸也没再坚持。现在回忆起来,若说遗憾,爸爸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伯伯在时,是伯伯不准;伯伯去世后,在“文革”中坐牢8年的爸爸身体不好,也无法再回淮安。爸爸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妈妈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可以说,爸爸对童年时的故乡故土真是魂牵梦萦啊!

六、有情有义又念旧的伯伯

伯伯虽然身为国家总理,却很念旧,讲情义。五六十年代时,尽管他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仍经常抽空约见一些过去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几次,他将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些老同学如李福景、潘述庵、李愚如、张鸿诰等请到西花厅相聚,并由我父母作陪,共同叙旧又谈新。

1960年春节前,伯伯请四十年前南开的老同学相聚,由我父亲作陪。左起:李子克、李愚如、潘琪华(潘述安之女)及女儿、伯伯、潘述安、李福景、周同宇

1960年,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多年同窗好友,并在同一寝室住了两年多的张鸿诰,刚从东北调到北京,在水电部电科院任高级工程师。伯伯请他和几位老同学聚餐,这也是几十年后伯伯第一次见到张鸿诰。席间,伯伯举筷为张鸿诰布菜时,手一停,问道:“纶扉(张鸿诰之号),士琴(我母亲名为王士琴)叫你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

“各论各叫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得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了!”张鸿诰似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随即答道。

原来,年轻时,1917年伯伯在南开学校毕业后,与一些同学同去日本留学。伯伯在1919年四、五月间回国并参加了“五四”运动,而张鸿诰仍留在日本学电机,学成回国后在哈尔滨电业局做工程师。30年代我父亲在哈尔滨谋生,就常常去看望这位自己哥哥的老同学张大哥。而张鸿诰还是我妈妈的大姨夫。我爸和我妈已经相识后,才又互相知道了这层关系,双方都因张鸿诰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这也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从此,我爸当然要随着我妈对张大哥改口称为大姨夫了。

在多年的交往中,有时张鸿诰会对我爸妈谈到他与我伯伯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情形,我妈至今记忆犹新:

“恩来的学习非常勤奋、努力。家中清贫,他就想出为学校刻蜡版的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一年后,因他的学习成绩好,人品好,校长很赏识他。

“恩来在学校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6岁时与两个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会刊,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籍、报刊,开时事讨论会、讲演会等。他不愿当头,让别人做会长,可大量的实事都是他干。他从来不计名分,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处得很好。”

这次席间,张鸿诰还对我伯伯说:“你离开日本前写给我的诗,我还保存着,将来我要拿出来交给博物馆。”

“我那首诗交到博物馆?不够格,不够格!”伯伯立即想到40年前的那首诗,忙真诚且谦虚地说。

聚会临别时,伯伯送给每家一包花生米。这在当时的经济困难时期,可真是一份极受欢迎的礼物呢!

1977年初,为了悼念伯伯去世一周年,也为了慰藉七妈,张鸿诰把我妈妈找到他家中,给我妈看这件他历经战乱、精心珍藏了58年的伯伯写的那首诗,请她转交给我伯母。我妈打开这幅字体娴熟的诗,诗中写道: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当时张老先生回忆说:“1919年初,恩来在日本要回国前,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饯行,事前准备好了笔墨纸张,席后互相提笔留言。这时恩来想起他1917年9月在天津登轮前往日本时做的一首七言诗,题写下来赠送给我。”(据我母亲回忆,认为伯伯诗中第一句用的是“棹头东”而非“掉头东”)

张鸿诰还特意介绍了一段经历:“恩来的这首诗,我一直珍藏着。回国后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时常有被军警突然搜查的危险,我为了保存这首诗,实在没办法,只好忍痛割爱,把恩来的签名部分裁掉,再裱糊起来,把它和其他字画混在一起。并准备好如果军警问到这是谁写的,就回答说:我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我在字画摊上看到,认为这字体好,买下来的。这样手迹才保存了下来。”

伯伯于1919年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之手迹,左下角的签名是被收藏者忍痛割爱裁掉的

我想,如果没有张鸿诰老先生冒着危险精心珍藏,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首表达伯伯少年壮志的诗篇了。可想而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不知伯伯还有多少文章、诗赋等手稿失散世间,未被人们发现,现在想起来就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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