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
传统文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地位高绝。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传圣人之道,下济黎民百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文字的传承者与使用者,无论是登堂拜相,还是蛰居草野,他们充分利用文字的力量来扬善道,厚风俗,正人心,意气风发之时,不求一言兴邦,亦要一鸣惊人。
传统文人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担当。明代诗人曹学佺有句著名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实际是一种戏谑的调侃,实际上确实反映了对文人的更高要求。在物资匮乏的古代社会,面对艰难的生计,利己主义必定是社会的主流。而中国文人肩扛道义,传承圣人仁义之学,可以说是占领着道德高地的。
传统文人创造了丰富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歌舞,还是琴棋书画,文人赋予了万物的审美价值,甚至创造了新的美的世界。与这些伟大的作品相连接,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了跨越时空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心灵得到了滋润与洗涤。有人说,文人给予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近代文人的西化情结
他们是最早接触西方的一批人。清末之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他们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这些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就此,统治阶级也好,民间富商也罢,加速了中国西学东渐的开化历程。
他们是全面西化的践行者。这一时期,鲁迅谈“拿来”,主张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胡适提出“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可谓全盘西化。这些文人将西方文明奉为圭臬。现在看来有数典忘祖之嫌,但在当时情况并无问题。一方面这些人对于传统文化抱持自生自灭态度,不主动摧毁也不反对别人研究。另一方面科举取士刚停止十几二十年,传统文化基础太厚,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才是当务之急。
马克思主义因他们在中国传播。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但不同于其他派别,我们经过长期斗争,在实践中,让思想理论真正结合了中国国情,刹住了了扯西方大旗唬人的歪风。毛泽东同志早在1941年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当代文人与公知的窘境
当今时代,各种文化百花齐放,各种思想理论碰撞升华。很多传统文人以一个新的身份浮出水面,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者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主张,或者进言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比如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的伤痕文学的作者,比如关注被人遗忘的农村世界的莫言,比如爱写日记的方方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内容都是严峻和批判的,很有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并非一些读者想当然的,娇气文人被迫进行体力劳动的嘤嘤抱怨。
公知一词正在被污名化。
传统知识分子无法适应新的身份。现代的文人也好,公知也好,已经不再是古代的特权阶级。越是权力结构扁平化的国家,越不需要他们来连接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公知失去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青睐,还有广大民众的尊敬。同时,现代技术趋向专业化,或者在专业领域职业化保持权威,或者跨领域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表见解。这时候心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鸿鹄之志,妄想一言兴邦,群起而影从,最后只会处处碰壁,甚至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偏激,成为跳梁小丑。
西方世界被赶下神坛。西方是在很多文人眼中是美好而神圣的。《读者》《知音》《文摘》等杂志中常见的外国鸡汤故事。比如中国日本孩子夏令营对比的故事,比如青岛下水道德国工具的故事。当然也有作茧自缚者。比如此次疫情之中,国内知名媒体大象公会也在几个月之前发表了文章《美国出现这样的疫情会比中国处理得好吗?》。这里摘抄一段其对美国疫情的预测“一旦疫情公开,社会各环节就能迅速动员,所需措施亦可及时启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缺乏像中国一样高效的传染病直报系统,却很少有人会指责他们防疫拖沓的原因。”可见现在并非100年前,这些人的文化自卑,误会了时代。
全媒体时代,话语权沦落。如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知的发声不怕权威的干预。那么全媒体时代的海量信息,却可以将公知的发声彻底淹没。娱乐至死的时代,精神消费短平化,传统公知一边鄙视这些文化新手,一边羡慕他们的精神产品捞取海量金钱。但是,网络并没有导致传统严肃文字没落,而是孕育出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很多人在辨析大量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反而增进了逻辑分析能力。一些传统公知无法融入互联网时代,只凭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这些新生事物张冠李戴乱扣帽子,只是自绝于人民,惹人嘲笑。想通这点,方方老师发声说经常遇到极左派和红小将这些穿越人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健康的社会需要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新时代的文人与公知需要更懂互联网,才能让自己的声音不被信息潮水淹没,需要更坚强,抛弃幻想中的西方形象,为自己和国人的精神生活找寻一条新路,需要更专业,更懂逻辑和科学,才能引领时代,创造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毕竟,那个仅凭翻译几本外国作品就可以称之为大师,影响国内思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