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1分，《悲情城市》：浅析侯孝贤电影的叙事风格
海山岚人2020-04-25 10:44
豆瓣9.1分，《悲情城市》叙事时，我们看什么--------浅析候孝贤电影的叙事风格
1989年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中国台湾导演候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斩获威尼斯最高奖项—金狮奖，开创了中国电影人折桂金狮奖的先河 。
谢晋作为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一语九鼎地道出：《悲情城市》的气势、格局、胸臆，令人无法想象出自一个年轻的导演之手。
这部华语电影在豆瓣的评分为9.1分，也是各类华语电影排名靠前的常客。
导演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讲故事的手段，来向我们描绘了一幕风雨飘摇的台湾往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发生在台湾大家庭中一幕幕不可违抗的历史悲剧，林家四兄弟个人命运在政权交替的乱世中显得沧海一粟，而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也与家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部电影之所以可以用小人物的故事呈现时代的深刻主题，与导演独特的叙事方法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候孝贤如何用冷静，客观而又充满诗意的叙事风格，来呈现影片的主题的。
一.叙事电影和非叙事电影的区别
《电影大辞典》将叙事结构定义为“对人物，动作和情节线索的全面性组合和安排”。
电影从叙事结构的角度分为最基本的线性，非线性以及反线性三个基本结构性原则，经常说的叙事和非叙事其实就是线性和非线性，本质上就是西式戏剧传统和中式戏曲传统。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经典叙事学的两大核心理念“内在结构的因果联系”和“外在结构的线性形式”。
《悲情城市》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本地林姓一家与“上海帮”之间的冲突；另一条就是陈仪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对台湾岛所犯下的“二二八事件”。陈仪借此事件，对当地抗议群众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屠杀了诸多台湾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线性叙事是一种经典叙事手段，它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时空的统一性，情节的因果性和叙事的连贯性，观众易于接受。
非线性的叙事主要出发点在于人物心理，而非现实的事理。主要有非线性单线和非线性复线两种结构模式。
一.候孝贤以独特视角叙事时，我们应该看些什么？
电影只有通过情节，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情节包括三个要点：时代，情景，性格。
时代就是通常说的社会背景，情景就是感知的现实生活环境，性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01.大时代的一个小波折，就是小人物的一辈子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幕传奇的舞台剧，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每一个小人物都用他们的人生谱写属于他们的剧本，千万的剧本组成了这个时代的序曲。
影片的开头，林家长子林文雄在昏暗的屋子里焦灼的来回踱步，里屋不时传出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声，广播里用日语播放着战败国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男生啼哭，昏暗的房间也随之来电了，林文雄把男孩取名为林光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林文雄的“小上海酒家”又重新开始营业了，日本战败后，老三结束了在上海被日军征用做翻译，回到台湾不久因巨大精神创伤被送进医院；老四文清是个聋哑人，在小镇上开了照相馆为生；老二远征菲律宾多年生死未卜。由于林父年纪已高，家里的事务就由林文雄在操持着。
全家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朦胧幻想中，日子在平淡，无聊中流过，好景不长，苦难生涯缓缓的拉开了林家的帷幕，老三神经病康复出院。
在“狐朋狗友”的鼓动下，受巨大利益的诱惑，老三混迹于“上海帮”的“利益生态圈”，过上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
在不久之后，老三卷入一起贩毒案交易，和“上海帮”发生内讧，经协调未果，被人以“汉奸条例”告发，老三被抓，文雄出逃。
之后，老三被三轮车拉回，又旧病复发成痴呆之人，毫无用处。
文雄在赌场与黑帮搏斗中身亡，痴呆的老三无能为力，老四文清处理完大哥的身后事，就和宽美成婚。
生离死别，老四文清依依不舍，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三天后被捕。年迈无助的老人，嗷嗷待哺的婴孩，白痴如同废人无异的老三，艰难地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悲剧继续在上演着…
影片最后又再次出现吃饭的场景和电影的开头遥相呼应。这是典型的环形结构叙事，影片中大多数是多线性的叙事手法徐徐勾勒出林家跌宕的命运，映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缩影
影片内容是悲剧的，却不强调戏剧式情节纠结和冲突的激变能力，而是采取多线性的叙事手法，电影的流畅度彷佛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行文。
多条细流涓涓流淌到主流之中，开拓出一片新的境界，引导着观众去深思与发现。
《悲情城市》就是讲述这么一群小人物的故事， 从中透着被时代左右的心酸，生活所迫的无奈，面对剧中人物的遭遇命运的作弄，在为他们遭遇唏嘘感叹的同时，也不断地在思索：在不可扭转的命运之下，人生要如何才能活的自由快乐，活的精彩。
作为一个小人物，要在大时代活得自由活得潇洒似乎很难，改变命运是我们的理想，或许梦想在命运的左右下不会实现，或许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我们还是不希望失去自己的梦想，正如霍金所说：“不要放弃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绝对，即便你面对生活左右无力挣扎，即便世界上存在太多的不公平。
02. 时代变迁与政权轮替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族群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
《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作为叙事焦点，将台湾“本，外省情结”作为内在的一种结构，给予再度影像化。
就历史原貌来看，台湾有三种人：原住民，本省人（指17世纪至二战前大陆移住民），外省人（指二战后大陆移住民）。台湾本土人和外来人，本家人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称为台湾历史的隐痛。
他们苦苦寻求着身份的一种认同，彷徨于命运的几经更迭，喑哑于语言的几度变化。
他们是日本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祖国是什么，哪里又是祖国？世事几度变迁，却仍在血雨腥风中挣扎求活；故土飘渺难寻，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又将何去何从。
对祖国的追寻，对历史的陈述，对家族的追忆，对人性的审思，电影的语言始终是白描的，不动声色的，却是淡然苍茫的烟云，凝结的是没有遗忘久久不散的的永伤。
该影片绝非利用历史事件作为噱头，而是通过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再现，深切反思台湾问题。这种做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独立自觉的台湾意识。
老四文清同具有社会主义理想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而卷入“二二.八”事件的漩涡。
文清最初不过是同情分子，政治上属于懵懵懂懂未开化状态，而且还是个聋哑人，这又含着一层“本省人”受压抑的隐喻，而与之对应的“外省人”则俨然成为国民党政府权威政治统治者的同义词。
对于垂垂暮年的老人林阿禄而言，四个儿子，无一不以承受厄运而成为台湾历史动乱以及国民党政治反动的三牲祭品，诚可谓：乱世悲情，家毁人亡，是“本省人”的大悲剧，亦是台湾人的大悲剧。
候孝贤谈起该影片，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在他的一个个长镜头叙事下，都洞若隔岸观火般存在。
由点带面铺开一个历史事件，采用多线性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很巧妙地避开了正面的政治角度的切入，不追求“史”的宏伟壮丽，赋予这个影片既有民族的又是个人的悲剧故事一种历史沧桑感。
导演的政治批判和历史反思，一如他招牌的长镜头与景深镜头，始终是隐忍和克制的。他隐而不露，陈而不宣。
他只是用一颗饱经沧桑的心静静地看着世事变迁，在不露声色的镜头背后，涌起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和思考。
三.从叙事的意义层面看，候导从强烈的使命感和悲悯情怀到目光投向台湾近代的历史风云，引发深度思考
1.小人物的历史见证
动荡时代中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借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历史风云的变幻。个人和苦难和政治洪流混合，相对于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更为深刻，真实。
政治事件集中在个人命运上，历史“悲剧”变成了家庭的“悲剧”。林家，一个台湾本省人的家庭，在政权更迭过程的短短数年间经历着寓言般的灾变和毁灭。
一个家庭，一座城市，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讲述小人物在动荡年代的经历和遭遇。与其说《悲情城市》是台湾历史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是它是无数小人物对历史的见。
2.历史侧面烘托的叙事
《悲情城市》虽以“二二八事件”贯穿全片的叙事背景，但只是从侧面围绕林家人开展，用娓娓道来的画外音来回溯往事，侧面叙述纷繁的历史事件，使影片显得质朴与真实。
画面中出现的是冲突事件中受伤民众的惨状，多是老弱妇孺，以及警察在火车上对乘客肆意地殴打和搜查。
这种对历史变动的侧面烘托，有意味对照的叙述方式比比皆是，更显得历史叙事的情感张力。
3.历史叙事的诗意化
候孝贤曾说：“他希望拍出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人物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也就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不可选择，也正赋予了“俯视自然法则”下历史叙事的诗意化。
影片形成了疏离，冰冷的视角，使剧中的人像在一个舞台似的镜框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也使得观众游离于外，以冷静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的“悲剧”和家庭的“悲情”。
四.结语
候孝贤诗意化的叙事风格，影片通过小人物的历史见证，小人物没有话语权，厚重的历史感入木三分，简单朴实的故事才显真实，悲欢离合不经意间更是深刻动人。
电影说到底还是在讲个人与时代，一去一来的统治者，催生了太多的变故，不变的只有那港口上空的的雨雾煤烟。
不再拘谨于小我，而是通过小我投射到整个社会。
候孝贤导演能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担当，直面国家民族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豆瓣上如此高分的原因吧！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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