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西方“画珐琅”艺术与中国传统五彩艺术的结合物
史更2020-04-23 18:44
在中国陶瓷艺术中，珐琅彩瓷无疑是重要类别之一。自清康熙末出现以来，不仅广受国人推崇，还远销海外各地，为域外民族所追捧，并成为“海上瓷路”重要外销瓷之一。实际上，珐琅彩瓷本身亦是中西方瓷文化交流的艺术成果之一。下面，我们将从珐琅彩瓷的历史缘起以及在中西方交融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艺术特征论起，来探讨珐琅彩瓷是何以达到此种艺术造诣的。
珐琅彩瓷始现的外部机缘
1. 西方画珐琅艺术的舶来
一般认为，“画珐琅”艺术源于15世纪中叶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交界的弗兰德斯地区，以法国中西部的利摩日最为有名。15世纪后期，“受当时欧洲流行的铜版画启发，利摩日的工匠们试图在鼓起的薄铜片上先烧制一层珐琅，然后再用毛笔或抹刀蘸上珐琅颜料在上面进行人物画创作，由此产生了利摩日画珐琅技术”，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风靡欧洲。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后，禁海开放，海上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包括“画珐琅”在内的西洋制品开始大量涌入清朝。
2. 西方传教士画家的推动
由于画珐琅色丰彩艳，风格富丽堂皇，传入中国伊始便很快获得了康熙皇帝及皇室的青睐。为此，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宫廷特别设立了“珐琅作”，任用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并要求其中熟悉珐琅器制作者专门向工匠传授西方铜胎画珐琅技艺，这其中就包括了最著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
郎世宁前来时正值康熙帝对画珐琅器极为痴迷时期，康熙帝不仅仿制欧洲铜胎画珐琅以及玻璃胎画珐琅，甚至别出心裁地希望将画珐琅技艺移植入瓷器制作中。为此，郎世宁以及马国贤等西方传教士也被要求加入到创制瓷胎画珐琅也即珐琅彩瓷的行列中。
虽然宫廷西洋传教士画家并未亲身参与珐琅彩瓷的创烧工作中，但却为珐琅作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技师与画手。总之，在国内外能工巧匠的共同努力下，珐琅彩瓷的研制工作获得了成功。
珐琅彩瓷发展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探讨中可以看出，西方“画珐琅”的输入只是珐琅彩瓷艺术诞生的外部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与中国传统釉上瓷绘艺术的融合。实际上，除了西方外来因素的影响以外，从制作主体、基础色料、工艺上看，珐琅彩瓷更是在中国传统“五彩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康熙末年，随着前述西方画珐琅艺术的引入及玻璃白的发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善于吸取各种艺术养分的景德镇工匠们，一方面将珐琅彩中以“氧化锑”为着色剂的黄彩，以“胶体金”着色的金红（即胭脂红）运用到中国传统“五彩瓷”的绘制中，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将取材于珐琅彩料配制而成的“玻璃白”及部分画珐琅工艺与传统五彩色料及工艺融汇在一起，创制出了珐琅彩瓷艺术。
具体而言，融合了中西方材质及工艺于一体的珐琅彩瓷在艺术特征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特征：
1.工艺技法的融合性
由于“玻璃白”在珐琅彩瓷瓷绘中的使用，遂将传统五彩瓷的色调由原先的五六种一下扩充到数十种，因此令珐琅彩瓷在色阶色相的丰富性上都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而从色彩丰富程度上看，珐琅彩瓷融合了西方画珐琅华丽、奔放的色彩元素与中国传统五彩淡雅、柔和的渲彩元素，成就了明亮中不失朴素，高雅中不失自由的艺术特征。
这种交相辉映式的中西合璧令珐琅彩瓷成为中国传统彩瓷中最具有鲜明特点的瓷器种类之一，赋予其无论在艺术性、审美性还是观赏性上都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代表了中国陶瓷史上革命性进步的一块里程碑。
在这一过程中彩瓷色彩的不断丰富化也导致了其在工艺上的不断变化与改进，西方画珐琅艺术的洗染工艺与中国传统国画的勾绘笔法的完美融合，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珐琅彩瓷艺术。
如此浑然天成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于“玻璃白”的使用，珐琅彩瓷在填色工艺手段上较五彩瓷更加丰富。除了延续古彩填色的平涂技法外，珐琅彩瓷又新添了“洗染法”，即通过在玻璃白上进行“洗染”进而表现出浓淡、强弱的色相色阶变化的方法，以渲染出花朵、人物衣裙等画面纹饰的明暗转折变化及立体感，写实能力大大增强，这是最具彩瓷工艺特色的技法。另一个工艺上的变化是受珐琅画、传统国画等影响，粉彩在“勾绘”工艺上最大的特点是在对“朱明料”“油红”等颜料的使用中，勾绘笔法更加灵活多样。
2.审美形式的交融性
材质、工艺的上述变化又决定了珐琅彩瓷在装饰与绘画等艺术审美形式上具有色丰彩艳、粉润柔和、精到细腻的特征，将西方画珐琅与中国传统五彩艺术之美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实际上，《匋雅》中对“软彩者，粉彩也”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五彩”之“刚劲”而来的。
故在行内，“彩瓷”又称“软彩”，而“五彩”常以“硬彩”名世。“软彩”一词道出了珐琅彩瓷最为核心的审美特征之一：“柔和”。与“柔和”相关，其另一个重要审美特征是“精细”，即摹人状物可以达到极为精细的程度，具有极强的写实表现力。
乾隆年间，担任督陶官的唐英在上报朝廷的《陶成纪事碑》中曾有如此描述，“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精细入神”的评价可谓精准！这“精细入神”便深得西方画珐琅艺术的精华，让西方近代装饰与绘画技巧如追求逼真再现的“透视法”进入中国陶瓷装饰与绘画成为可能。
3.艺术诉求的涵容性
所谓“涵容性”即融合了中西艺术养分，具有艳丽、柔和、精细审美特征的彩瓷艺术具有多元的审美文化表现力。在华丽雍容的西方画珐琅艺术与具有明艳泼辣、极具民间格调的中国传统五彩艺术的融合中诞生的珐琅彩瓷，从雍容华贵之美到艳俗泼辣之美，都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多元化的审美文化诉求。
前面我们曾论到，西方画珐琅艺术鲜艳精致、雍容华丽的气质非常吻合以康熙、雍正、乾隆为核心的“宫廷审美文化趣味”，这种气质珐琅彩瓷艺术保留下来甚至更加登峰造极，至乾隆朝达到了在工艺与美学上极致追求华丽繁缛宫廷审美风格的地步，这使彩瓷身上具有了一种先天性的皇家气质。
不得不说，这种气质部分传承了由西方舶来的画珐琅艺术气息。除了皇家宫廷审美趣味，中国传统五彩瓷明快泼辣的民间格调也延续到了粉彩艺术中，使得珐琅彩瓷的“民间性”气质也非常强。
其色彩艳丽柔媚的特点不但可以满足皇家的审美趣味，也能让地位与收入低下的老百姓找到生活的乐趣和审美快感。不得不说，能够同时兼容华丽高贵的美艳与人间烟火的气质于一体的珐琅彩瓷艺术，不仅将中国釉上瓷绘艺术的装饰与绘画语言的丰富性与表现力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也让其自身成为釉上瓷绘艺术中最具多元审美文化“涵容性”特质的艺术形式。
结语
尽管如前述，康熙末年珐琅彩瓷的创烧成功与中国工匠在试炼西方画珐琅材料过程中的“偶然发现”有关，但如果将其纳入在此之前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中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珐琅彩瓷艺术的出现并非全然出自邂逅。
唐末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宋元以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由于陶瓷在海上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甚至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陶瓷之路”的说法。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不断进展，全球化航海时代的序幕也被逐渐揭开，自16世纪初开始，中国与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直接贸易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包括西方基督教、近代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至18世纪形成了包括“油画”“建筑”“玻璃”“陶瓷”等艺术与工艺形式在内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艺术交流”而吸取了西方“画珐琅”与中国传统五彩艺术养分而成的珐琅彩瓷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参考文献：
1.唐英《陶成纪事碑记》
2.寂园叟《匋雅》
3.李云逸《火的艺术——利摩日珐琅工艺的前世今生》
4.杨伯达《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清代美术的影响》
5三上次男《陶瓷之路》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