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正经的儒家经典,是所谓“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甚至它还被称为《春秋经》。但作为儒家经典,《春秋》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同时也讲历史,有历史故事,虽然故事非常简单,简直连故事梗概都算不上,但仍然是“五经”里边最具“可读性”的经典。
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他走到那里都有一个热爱,就是“夜读《春秋》”,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关羽的塑像画像,也大多是读《春秋》的样子,足见,在东汉时期,《春秋》实在是忠义之士必读的读物。
(夜读《春秋》的关羽画像) 有人认为《春秋》是“经”,是正儿八经的有政治学意义的“经”,比如清代的皮锡瑞,近代史上的徐复观、吕思勉,名气大点的还有胡适。这一派人实际上是所谓的“今文学家”,这一派发展到宋代,甚至把对《春秋》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都划入了“经”的范畴,就是“十三经”。
(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书影) 有人认为《春秋》是“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比如晋代人杜预,近代史上的钱玄同、顾颉刚等名人都持这个观点。这一派人实际上是所谓的“古文学家”。把《春秋》作为历史比较容易引人认同,因为《春秋》的确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244年的历史(左氏《春秋》多了两年,公羊、谷梁两种只有242年)。
(杜注《左传》内页) 现在一般认为“春秋”两字是各国历史的通名,《春秋》同时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但这不是重点,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是,它为什么叫《春秋》,而不叫《冬夏》?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搞笑,价值不大,但也值得考究一下,我们想,原因应当有下面这些:
1、古时历法先有春秋,没有冬夏,他们甚至认为春秋就可以代表一年四季。在农耕时代,因为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成熟的粮食,所以一年之内,春秋是最重要季节,一年就这两个季节,种的季节和收的季节,到了后来,因为冬夏一个极冷,一个极热,又分出冬夏二时,人们重视春秋两季,所以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
《诗经·鲁颂·閟宫》有“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的句子,意思是一年四时不懈怠,祭祀上天下地以及列祖列宗丝毫不敢有差错。在这里,春秋,就是一年四季的代名词。
(古代祭祀) 注意,并不只有鲁国史叫《春秋》,因为《墨子·明鬼篇》明确记载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他甚至还说:“吾见百国《春秋》”(据杨伯峻《再说春秋左氏传》),显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有叫《春秋》的。自然也有起其他名字的,比如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读桃误)》,魏国的史书叫《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书影) 2、春秋两个季节是聚会人民的季节,重要事件多发生于这两个季节。《周礼·地官·州长》记载:“春秋以礼会民”,至于这些官长为什么要聚会人民,原因不外乎是:春天要分配劳动工具、分割土地,秋天要分配成熟了的粮食。
(古代的耕种) 这几件事都性命交关,只有在这个性命交关的分配过程中,才会产生各种重大事件,这些值得记的重大事件构成历史,所以历史书叫《春秋》。
3、春秋两个季节是朝聘周王朝的季节,因此,重要的事件也多发生在这两个季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说:“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也就是在春秋两个季节,是规定好的诸侯们朝聘周王朝的时节。当然,也同时是进行祭祀的重要时节。
那么,在这个时候,各国王位的分封、继承、变更等等都体现得最为清楚,比如某国来朝,来朝的是谁;某国没有来朝,为什么没来;某国同某国一齐来的,某国来得早,某国来得晚等等,而这些事件,其实是十分重要和敏感的重大事件,值得记入历史,所以,历史书叫《春秋》很应季节。
(《春秋》书影) 综上所述,《春秋》这个名字来得很实在、妥贴,热得让人不敢出门无法劳作的夏季与冷得让人无法耕种的冬季,人们其实大多数情况闷在家里,发生重大事件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用《春秋》来作为历史书的名字,要比《冬夏》合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