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起义,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具有宗教性质的大起义。而正是这一次起义给了摇摇欲坠的元朝政权致命的一击,使之最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在这场大起义中也涌现出了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刘福通、徐寿辉、朱元璋、陈友谅……
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些人物的命运走向来探寻一下,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又究竟是什么让朱元璋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建立起了崭新的大明朝!
一、红巾起义:朝廷帮着搞串联,宗教“传销分子”钻空子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当元朝统治者征发15万民夫修治黄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将15万备受压榨、盘剥的社会底层人员汇聚在黄河两岸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说元末红巾起义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时机,因为朝廷已经直接替起义者完成了事先串联的过程。
刘福通。韩山童等人依靠着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多种理论混杂而成的一种不伦不类的教义极具诱惑力的迎合着社会底层百姓的心理,并迅速得到大量民众的认同。所以我们说,刘福通。韩山童等人是一群宗教“传销分子”,而元朝政府因为修治黄河却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传销的对象,正是这一个有心一个不经意之间,红巾起义暴发了!
红巾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元朝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其参与者之众多,规模之浩大,确实是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在这支声势浩大、纷繁复杂的队伍当中还是划分成了两个主要的派别:其中有以刘福通、韩山童为首的北方红巾军;以徐寿辉、倪文俊、明玉珍为首的南方红巾军。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南北红巾军各个首领的不同命运走向,连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担负大元朝的?
二、北方红巾军:嗨到飞起!却是无根的浮萍
北方红巾军由刘福通领衔,以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傀儡皇帝,在淮河以北到黄河以南区域与元朝的主力军队硬杠。这一时期,刘福通的人马在与元朝脱脱和察罕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中,就像是“磕了药”一般,屡败屡战、愈战愈强,几乎以一己之力扛下了元朝北方精锐的疯狂反扑,从而南方红巾军的发展赢得了空间和时间。
在此期间,由刘福通主导策划的三路北伐,其口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几乎响遍了神州大地!中原拿下了,故都开封光复了;山东拿下了,兵锋直抵元大都,迫使各路元朝军队全线回援;元朝上都开平城攻破了,红巾军在塞外直接转了一圈,最后直接拿下了整个辽东半岛!
这一时期,刘福通的北路红巾军当之无愧为整个华夏的焦点,但是在“嗨到飞起之后”,很快也在元朝残余势力围攻之下衰亡。纵观其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其存在如下特点:
一是狂热的宗教精神驱动。毫无疑问的说,刘福通对于北方红巾军的精神掌控是非常成功的。一支纯粹有社会底层百姓组建拼凑起来的军队,却能够在元朝最后的精锐部队围剿之下败而复起,越战越强。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刘福通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对部队进行全面洗脑的结果,正是在这种狂热的精神驱动之下,才使得这支军队能够产生强大的裹挟能力,从而席卷了元朝整个北方广大地区。
二是流寇性质的反复作战。纵观北方红巾军的整体发展,其思路却并不清晰。其整体作战还是呈现一种流寇性质,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根据地。这就使得其阵营缺少一个稳定的“回血”机制,一旦遭遇重大挫折便难以得到有效的恢复,进而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而逐步衰落。
三是关键时刻的屡次崩盘。在北方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作战过程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一个现象:红巾军每每可以在对元作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是一旦到了主力部队决战的关键性战役总是会崩盘。比如,北伐西路军两次在西安、凤翔城下惨败于察罕贴木尔;毛贵在大都城下惨败于元朝军队主力;刘福通于开封城下惨败于察罕贴木尔等等。这一系列关键战役的失败,充分说明了红巾军在组织严密、战术决策、部队配合等层面远远达不到一流军队的成色,所以充其量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说北方红巾军虽然声势浩大,前后持续十三年,但终究没有脱离普通农民起义军的范畴,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三、南方红巾军:割据中孕育着王者
与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不同,徐寿辉、倪文俊、明玉珍、郭子兴等人所率领的南方红巾军无论从气势、规模、抗元战绩等层面都远远不如北方红巾军那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是,恰恰是因为南方元朝势力的薄弱,使得南方红巾军每攻略一地便能够长期占据、经营发展。所以,南方红巾军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流寇模式,而是走了军阀割据的路子。
在这样的割据相持之中,不同的红巾军领袖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是郭子兴、孙德崖等人的内斗。这是南方红巾军中最没有前途的一撮人,他们占有的地盘最小,拥有的军队最少,但是却最热衷于永不休止的内耗。因为北方刘福通的军队正在和元军主力硬杠,所以郭子兴、孙德崖他们可以在凤阳、定远那一小块地方长时间的内耗。而在这些人当中却终于有一个人不愿意和他们继续“虚度青春”了,于是他带着七百余人的嫡系队伍离开了这个“烂泥塘”,这个人叫做朱元璋。
二是守户之犬明玉珍,志大才疏徐寿辉。这两个人较之郭子兴等人要好上一筹,徐寿辉率先建立了红巾军的“天完”政权,与北方的刘福通南北呼应;而明玉珍则是率领一部人马直入四川,直接夺取了巴蜀全境。但是这两个人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其中明玉珍进取不足,在攻取四川之后再无丝毫进取天下之心,属于小富即安、坐而待毙的类型;另一个徐寿辉虽然在“天完”政权鼎盛之时曾拥兵百万之众,但事实却证明其根本不具备驾驭其麾下骄兵悍将的能力,先有倪文俊后有陈友谅,徐寿辉权力屡屡被架空而最终身死人手也是必然的下场。
三是绝代枭雄朱元璋和陈友谅。两个人均是崛起于社会最底层,所以两个人都对于元末的乱世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具备了乱世中求生的各种能力。正是这种极端苛刻的环境将两个人都锻炼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生物”,他们在残酷的淘汰赛中迅速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如果他们并不处于一个时代,或许这两个人都能走到最后,而最终的命运却不得不将两个人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个世上,真正的最强只能有一个!
四、陈友谅与朱元璋:最强之下的细微差别——理性
对于朱元璋和陈友谅两个人,实际上可供分析的有很多方面,比如两个人的人格差异,建立政权的具体过程,军队将领的构成等等。但是,今天笔者想从这两大阵营的最终源头“红巾军起义”来谈这个问题。
如本文开头所述,狂热的宗教精神驱动使得红巾军起义暴发,也使得这次起义充满了疯狂而惊人的破坏力。正是在这股力量的席卷之下,整个元朝腐朽的统治体系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也使得旧有的秩序完全崩塌,整个国家随即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
所以,红巾军起义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狂热的“破坏”的属性,但是一个新生政权的建立却注定需要的是理性的“建设”属性。到了这一层面,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的高下便逐步的显现出来了:一个还在执著于术,而一个已经有了自己的道!
陈友谅一生都在追求不断的强大,为了强大而不择手段,这是陈友谅在社会最底层中总结出来的生存经验,一切以利益为驱使,一切为了自己更加强大,但却不知道强大之后的意义。所以单纯的“以利相交,以势相交”,结果必然是“利尽则散,势倾则败”。
朱元璋从起兵开始便意识到一个问题:单纯以军事实力称雄,其结果必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要为自己集团内部打造一个逐渐壮大而不会忽然垮掉的健康体系,这才是最终获取成功的王道。所以朱元璋努力巩固经营自己的占领区域,积极主动的争取读书人的支持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体系。
殊不知,就是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中,朱元璋的阵营就从单纯的农民起义军逐渐的转化为了捍卫地主阶层利益的封建军队,他们有了自己的一套发展体系,同时也为了保卫这套体系而战斗!到了这个时候,朱元璋的阵营终于知道他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所以他们回归了理性,于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而他们建立了大明朝!
图/来源于网络
文/华夏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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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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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斜阳,无处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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