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青楼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要我说,要饭这个行当至少与之同样古老。古人云“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古人又云“民以食为天”“饱暖思淫欲”,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干别的嘛,这样看来,乞丐的历史说不定比妓女更悠久一些。
要饭的,雅称是“乞丐”,难听一点叫“讨吃的”、“叫花子”。几千年来,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只有乞丐的打狗棍和破碗一成不变,工作内容也一直是那么单调——要饭。不过就有限的观察,近几十年来,“要饭”这一行当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迁。
小时候家住农村,村南几户人家操着外省的口音,他们的老祖是一位满脸皱纹、看不出年岁的驼背老太婆,人称“烧鸡老婆”。据说解放前逃荒至此,数十年间慢慢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村里有很多关于“烧鸡老婆”的黑暗传说,其中最著名一个是说她家逃荒过来,无房无地,挣扎着做点小生意,没有本钱,就经常偷偷到周围的村子捡一些病死的家禽牲畜,洗剥卤烧之后走村串巷叫卖。之所以卤烧,是因为那样做可以掩盖腐烂肉类的气味……
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烧鸡老婆”的子女们早已各立门户,老人独住在一个破落老院里,很少出门,天气好时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喃喃自语。她有一个孙子跟我同班,关系极好。
老人的儿女很少去看她,这个孙子却很孝顺,自家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给他奶送一碗过去,后来他悄悄告诉我说那是他爸吩咐的。因为这层同学关系,我也曾壮胆到“烧鸡老婆”屋里转过一圈。
三间烟熏火燎的老土坯房,黑黢黢像个山洞,老太眼睛差不多瞎了,耳朵好像也不好,我们已经推门进屋她还一无所知,盘在炕上自言自语:“……三九腊月,我跟恁爹一路逃荒逃过黄河,恁爹一根担子挑着仨娃,我背着行李跟在后头,恁爹生病不中了……死在村口……我没法,在村里逢人就磕头,这才搭起个草窝安顿下咱娘几个……老天爷保佑,你们都成了人……”
直到八十年代初,一到冬天,还会有人到我们那一带要饭。通常是一老一小,老的拄根棍子,腋下夹条破口袋,小的端个破碗,一家一家推开院门,不进去,只站在门口喊:大爷大娘大哥大姐行行好,家里遭了灾,给口吃的吧!
很多农村妇女一看到那娃蓬头垢面,端碗的小手冻得像红萝卜裂着口子,立刻就眼圈发红,转身进屋给拿一个馍,也有给舀一碗麦子或玉米的,一老一少千恩万谢,又往下一家去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一群碎娃在巷子里疯玩,远远看见要饭的身影,立刻作鸟兽散,各自飞奔回家,嘴里喊着“拐小孩的来咯,拐小孩的来咯!”急忙把自家大门牢牢闩好,听见要饭的在外面拍门,自己的心也怦怦地跳。
这时候“要饭的”已经不再要“饭”了——还是上门乞讨,但是不要馒头饼子一类的吃食了,要粮食,或者直接要钱。
原来那种一老一小的搭配也不见了,就一个老的或者稍有点年纪的人,夹一条口袋,有时径直推开院门走进来,也不说遭灾了,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大爷大娘大哥大姐好心人”,不给就不走,给少了还嘟嘟囔囔。据说有的看看四下无人还会顺手捎走点什么,你要是当场捉住,那就装聋作哑、装疯卖傻。
九十年代,老家的村庄,只剩下几个本地的“疯子”偶尔还会疯疯癫癫地跑出来讨吃,从前那种远道而来的外地“要饭的”已经绝迹,而城里的乞丐却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缺胳膊少腿的重度残疾,或者是怀抱幼儿的妇女,或者旁边躺一个捂着破被散发怪味的病人。
或大声呻吟,或痛哭流涕,各种惨不忍睹。路人有的掏钱,有的掩口,也有的熟视无睹。无论你看或不看,他就那里,基本上风雨无阻。
本世纪初在“魔都”候车的时候,一大群三五岁不等的孩子,三三两两地抱着旅客的大腿乞讨。我也不晓得深浅,顺手掏出两个硬币给了那个最小的走路还不太利索的小丫,哪知十几个娃轰的一下都围上来,咿咿呀呀、拉拉扯扯,情形十分窘迫,我一摸口袋正好还有许多找零得来的“铜钿”,赶紧一一派发,孩子们这才放过我。
后来,据说魔都为了提升国际大都市形象,严禁在公共场合乞讨,火车站的大小乞丐就都不见了,只有新客站地铁口的“发票”和地铁上的“卖唱”依然屡禁不止。
世博会之前,市府开始挨个清理地铁里的各种乞丐,连流浪汉也一并扫除。据说一位二号线的保安小哥奉命清理一个长期盘踞在这条线路上乞讨人员,该“瘪三”十分不服,问保安哥一个月能挣多少,保安答曰“六千”,不料他竟嗤笑说:“我一个月随便搞搞也有七八千,你天天起早摸黑才六千,还有脸来撵我!”一时坊间传为笑谈。
如今听说要饭层次越来越高,乞讨也可以扫码支付了。有种“互联网+”要饭的感觉。
今年遭逢大疫,居家无聊,闲看网上悲欢、饱览世间百态。各地厉行隔离,听说街上的流浪汉也因祸得福,有了衣食无忧的去处。
忽然想到数十年来耳闻目睹的乞丐变迁史,信手写来,当作漫谈。社会飞速发展,人间沧桑巨变,不知道啥时候,“要饭”一词会化作历史的尘埃,捎带连“施舍”这个词,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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