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揭示的匈奴父系之一——R1b-PH155
基因看历史2020-03-18 11:01
易刀卜
蒙古国库苏古尔省拉善特县的一处匈奴墓地的男性古DNA测得是父系R1b-PH200，母系是G3a3，他是137例欧亚草原古DNA中的DA41。该墓地碳十四测年为距今2131±26年，相当于汉武帝在位时期。同一遗址还成功提出了一位女性的古DNA，母系是D4b2b4，他是137例欧亚草原古DNA中的DA38。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等人的论文中将DA38和DA41的族群都标记为XiongNu_WE，XiongNu_WE是西部匈奴之意①。该论文说到，主成分分析和统计表明匈奴人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起源于东亚，另一个呈现出与西欧亚来源有相当大的混合，后者被标记为西部匈奴。DA41的西部匈奴标识或许与他的父系R1b是契合的。
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沟（东黑沟）墓地测得两例R1b和两例Q1a(一例M120和一例M25)，虽然宁超和王传超将两例R1b都分型为R1b1a1a2②，但国外的报道都透漏实际上是两例R1b2-PH155 。石人子沟墓地的年代处于西汉前期，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认为该墓地与匈奴或月氏有关。
发现于吉尔吉斯斯坦Japyryk的一处遗址也测得一例R1b-PH200父系古DNA，母系为A16。他的族群被标识为TianShanHun，意为天山地区的匈人，他就是137例欧亚草原古DNA中的DA81。该样本年代为1684年前，相当于我国东晋年间，晚于库苏古尔省墓地和石人子沟墓地500多年。DA81古样本已上YFull树，ID是ERS2374341，位于R1b-PH200的分支Y81807下，Y81807仅有的一例现代样本是土耳其人。YFull树上R1b-PH200下的另外一支是共祖350年的Y32792，其下是五例现代巴林人，他们应是出自一个晚近的家族。
王建新教授认为史书所载的月氏原居地祁连应就是天山，这个见解是无误的。从文化特征和年代看，石人子沟墓地确应与匈奴或月氏有关。那么，石人子沟的四例古DNA中谁是匈奴谁是月氏呢？石人子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组合及形式 与东天山地区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当地原有文化遗存明显不同，代表了一种新出现的外来文化。与人牲共同埋葬各类器物的器形和纹饰，都与哈密地区公元前 1 000年以来的焉布拉克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拜其尔墓地等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存在联系，代表了公元前1000年以后在当地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③。匈奴和月氏谁是东天山地区的土著？当然是月氏，因此，代表外来文化的墓主R1b-PH155当是匈奴，而出现在人牲中的Q1a2-M25和Q1a2-M120(很可能不是F1626)应是月氏。另外一个旁证，据史载，月氏败于冒顿单于后，过大宛西击大夏，武帝时期月氏人应不会出现于蒙古高原北部，故库苏古尔省拉善特县墓地的R1b-PH200不会是月氏而只会是匈奴。那PH200有没有可能作为战俘或奴隶出现在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呢？这种可能也是几乎不存在的。DA41的墓穴有一匹马和一头牛殉葬，虽说规格不算奢华，但战败的月氏人在匈奴的地盘上是不太可能享有此等待遇的。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R1b-PH155就是匈奴人。
《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永平十六年“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馀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后汉书西域传》中又载，延光二年“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顺帝永建四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馀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馀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蒲类国为西域古国，在今巴里坤县一带，蒲类海即巴里坤县西北的巴里坤湖。史书的相关记载表明自永平十六年（73年）至元嘉元年（151年），在巴里坤一带活动的匈奴势力主要是呼衍王，他是驻牧天山以辖制西域的一位北匈奴王。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存有一块著名的裴岑碑，它于清雍正七年（1725年）在巴里坤县石人子乡石人子村发现，又称《镇海碑 》。碑文云：“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此碑记载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军在此诛灭匈奴呼衍王之事。石人子沟遗址正位于石人子村，裴岑碑应是裴岑在战争大获全胜后在敌方王庭庆功所铭，这说明石人子沟极有可能是呼衍王的王庭所在。我们不妨据此推测该墓地的R1b-PH155可能是某位呼衍王。
石人子沟墓主是R1b-PH155，而人牲中却有其下游的PH200，这似乎不太符合单倍群越下游发展得越好的普遍规律。实际上，我的一个不算成熟的推测是石人子沟的R1b-PH155有可能是未获下游分型的M335，欧洲东南部的一例古DNA或许为此提供了一线微妙的线索。塞尔维亚的费米拉孔（Viminacium）一处约公元550年的遗址测得一例R1b-PH155-M335古DNA。由于公元550年前后塞尔维亚属格皮德王国（Gepidia），这位古人也被称为“Gepid”。该样本有相当多的东亚血统（约20-25%），加上与石人子沟相同的R1b-PH155父系，他或许出自西迁的匈奴呼衍王家族。格皮德王阿尔达里克击败阿提拉长子则是另一个引人入胜的铁血故事，所以东亚血统的古DNA出现在格皮德王国境内也就不足为怪了。YFull树上M355下有一例现代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紧邻塞尔维亚，这位M355应该与“Gepid”人有很强的父系祖源关系。这些信息或许昭示了，西方人眼中的匈人和西天山地区的匈人正是被汉武帝击败后西迁的匈奴人的论断并非全是虚妄。M335可能代表了呼衍王家族，而PH200可能代表着呼衍氏部族的平民。PH200由于地位偏低，他因此出现在了呼衍王墓地的人牲中。
我们知道蒙古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父系是N1a、Q和C2北，后期或许也涵盖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R1a-Z93和阿凡纳谢沃文化的R1b1-M269。然而，匈奴人中何以出现了R1b2-PH155呢？PH155在青铜时代是如何迁徙到蒙古高原的呢？一种假设是PH155代表了R1a-Z93的一支伴随迁徙人群，他们是随着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从新疆以西进入东天山地区的，但这一假设在新疆地区的古DNA方面支持的力度并不大。如果R1a-Z93与R1b-PH155伴随，则测得R1a-Z93的遗址也应测得有R1b-PH155，测得R1b-PH155的遗址也测得有R1a-Z93。实际的情况是，测得R1b-PH155石人子沟未测得一例R1a，测得11例R1a和一例K*的小河墓地未测一例R1b。另一种假设，PH155早期可能是通过阿尔泰山以北地区，自西向东迁徙到蒙古高原的，公元前三世纪后才以匈奴人的身份自北南下入主西域。这条北线迁徙通道可能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的迁徙路线大略一致，甚至更偏北。一个潜在的信息隐晦地支持了这一假说，库苏古尔省拉善特县的R1b-PH200骨骼的头部指向的是西北方向，这或许代表了死者故乡的方向。R1b-PH155最初的起源或许与颜那亚文化的扩张有关，但将石人子沟的R1b-PH155与吐火罗联系显得过于牵强②。我们对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的起源仍感神秘，目前所知的证据可谓严重匮乏。
六世纪以后，中亚地区大部分部族都兴起了一拨显著的突厥化浪潮。YFull树上PH200下的现代土耳其人和现代巴林人可能都是西遁到西天山地区的匈奴人后来以突厥人的身份迁徙到小亚细亚和波斯湾的。考虑可靠性更高的PH155北线起源假说，我们根据这些古代和现代的PH155样本尝试勾绘了一幅他们的大致迁徙图景。
R1b-PH155迁徙路线蠡测
《史记匈奴列传》载：“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又载：“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这说明呼衍氏是与单于世代联姻的匈奴异姓高级贵族，而并非出自单于世家。疑似呼衍王的R1b-PH155支系只能代表匈奴呼衍氏或呼衍部，它是匈奴父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大单于单倍群的论证还需等待更多的古DNA检测结果和考古证据。
参考文献：
①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等，《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Nature，2018年5月；
② 宁超、王传超等，《Ancient Genomes Reveal Yamnaya-Related Ancestry and a Potential Source of Indo-European Speakers in Iron Age Tianshan》，Current Biology，2019年7月；
③ 王建新，《新疆巴里坤东黑沟 (石人子沟 )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
④ 磨占雄，《新疆巴里坤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墓地的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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