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陈佩斯说:“所有的喜剧都有悲剧的核心。笑是果,愁是因。
他的话概括了许多伟大的喜剧电影。
从查理·卓别林到巴斯特·基顿,从金·凯瑞到周星驰。
《美丽人生》也是如此,于2020年初在中国影院重新上映。
但实际上,它有点不同。
喜剧的核心是悲剧,而悲剧是通过喜剧来进行肤浅的阐释的。
没有幸福的结局,悲剧的事实没有改变。
“作者”仍然认为这个故事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卓别林演的是社会悲剧,周星驰演的是无名小卒的悲剧。否则周星驰就不会说:“其实,我是个悲剧演员。”
罗伯托·贝尔尼尼有不同的态度。他的人生是一部喜剧,从悲剧到喜剧。
悲剧的事实被微妙地改变了。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于自传《最后,我打败了希特勒》(in The end, I defeat Hitler),作者是二战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作者rubino sarmoni用幽默的语言描述了集中营里的悲惨生活。他认为,他成功地逃出集中营,娶妻生子,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等于是在暗中破坏希特勒的邪恶计划。
他在某种程度上击败了希特勒,结果是一出喜剧。
电影的名字来源于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他在得知斯大林下令处死自己后说:“无论如何,生活是美好的。”
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接受了自己死亡的悲剧,沉浸在过去的美好中。放开悲伤的那部分,留下快乐的光影。
在电影中,所有的“悲伤”不仅以“快乐”的方式表达,而且转化为“快乐”。
开场的场景绝对是精心设计的。
当汽车刹车失灵时,罗伯特·贝尼尼(roberto benini)饰演的犹太青年圭多(guido)被误认为是意大利领导人,而“让开”的手势被误认为是纳粹敬礼。
人群为这个不速之客欢呼雀跃。
意大利法西斯的兴起,带来了黑暗的悲剧,但却因为嘲讽和讽刺,变成了喜剧。
这为电影的黑色喜剧奠定了基调。此外,汽车的失败为情节的其余部分奠定了基础。
圭多遇到了女主人公朵拉。
多拉不小心从谷仓的二楼掉了下来,这是件坏事。
幸运的是,圭多很快就抓住了朵拉。这也暗示了在故事的后期,朵拉为了接近圭多,从“高处”坠落,脱离了上流社会,爱上了圭多。
开始是烦恼,后来是幸福和真情。
圭多的理想是开自己的书店,不出所料,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天生的经商材料。
只有当他想申请开店的时候,他才得到了主管鲁道夫的批准和轻蔑的拒绝。
有理想但没有成功是令人失望的。
但在罗伯特·贝尼尼对不公正的鲁道夫的戏剧性处理受到惩罚后,观众们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微笑着。
圭多开不了书店只好去当服务员,他得知罗马派了一名督学去视察学校。
想到朵拉女神就在学校里,圭多有了一个表达自己的想法。
于是原来学校的督学来了,向孩子们宣讲种族主义道德沦丧的道理,中途被圭多渲染成了一个取悦孩子们的欢乐剧场。
就好像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幼稚的。
当圭多终于设法与朵拉进行第一次非正式的约会时,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朵拉的连衣裙破了,又湿又难看。
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败,但是圭多的情绪很好。一系列的“巧合”让朵拉很开心,即使圭多说出了那句饥渴的经典表白,朵拉还是很慷慨。
如果她不喜欢圭多,她会给他两三个耳光。
但朵拉是上层社会的一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结婚和恋爱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不管圭多有多乐观,他都不得不接受多拉要嫁给有钱有势的人这一事实。
朵拉和未婚夫宣布订婚的晚宴即将成为圭多心碎的夜晚,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那个假装的订婚晚会结果成了一场闹剧。
也许有一个观众角色这一集太假了,圭多这么小的一个人物,是不那么容易摆脱“公主”的。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最后看到的,情节的荒谬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悲剧。
圭多被带到了纳粹集中营,集中营里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是不用说的。
在绝望的时刻,圭多的儿子约书亚的眼睛里充满了希望。
圭多把营地变成了一场游戏,而一直在疑惑的约书亚也加入了这场游戏。
既然是玩游戏,怎么又会觉得苦。
圭多用他伟大父亲的爱来阻止黑暗攻击约书亚。他的故事告诉世界,一个父亲的伟大责任是保护孩子的天真的精神世界。
他成功了。
这场悲剧变成了喜剧。
罗伯特·贝尔尼尼在集中营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技巧。
在去营地的路上,他试图让约书亚高兴起来。半明半暗的光线反映出他的恐惧,当他笑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无助的感觉笑着,与其他囚犯苍白的脸相匹配,场面沉重而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