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世说新语》

诗词茶座

2020-03-09 18:08文化领域爱好者,活力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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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皆有专章论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从此,《世说》不仅成为吾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士文化史、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

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为“世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

1925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在《题记》中称: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

可知关于《世说》的这第七篇并无改订,原汁原味。

此文可说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精准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做小说史之背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之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其中,将列御寇即《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严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志人小说系统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

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称阳玠松《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仿之书共17种,为此一系统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师道(1510-1573)在《何氏语林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

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鲁迅当是受到前人启发而做出的推测。

说明:本文节选自刘强《<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第六章“近现代的世说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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