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6号,我从香港返回米兰,飞机降落后,检疫人员全副武装登机测温,确认没有发热乘客才予放行。那天戴着口罩抵达的人很多,各种肤色都有,从机场一涌而出,纷纷摘下口罩,如释重负地融入米兰街头的人群中。
当时国内疫情正在爆发期,香港也确诊8例,武汉急缺支援的消息每个小时都会出现,全欧洲的防疫物品已几乎被华人买空。由于抢购风潮,一些意大利人也开始买口罩,但各大药房都已经缺货,这样的准备工作意义已很有限。
随后的1月31日,罗马确诊两例中国游客感染新冠病毒,成为意大利境内的首例。意大利政府立刻中断了与中国的航班往来,并宣布进入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是欧盟第一个为了堵截疫情而采取强硬措施的国家,但在当时,紧张情绪并未传达给民众。
日常生活当中,意大利民众仍认为疫情离自己很远,只存在于新闻里。
消失的零号病人
安稳幻象的破灭是一夜之间到来的。
2月21日伦巴第大区一位38岁男子确诊为新冠肺炎,这位社交达人的传播路径以惊人的覆盖面,影响到了周边五万居民,之后被媒体代称为“一号病人”。随后又有威尼托大区的感染者被发现。伦巴第和威尼托是意大利北部两个最重要的大区,结果在24小时内接连失守。
21日和22日,意大利全国新发病例猛增76个,其中54个出现在伦巴第,7个出现在威尼托,其他病例则散布多个大区。与“一号病人”接触过的家人、朋友和医护人员当中多人被确诊,但与此同时,没有相关旅行史的“一号病人”究竟是怎样被传染的,各方却全无头绪。一月底曾与“一号病人”接触过的一位不久前自中国返回的意大利同事在他确诊当天立刻被隔离了起来,但后续的检验却表明这位同事并非外界猜测中的那位“零号”。
感染链条无法明确,民防部门抱着“不漏过一个”的态度,立刻进行地毯式筛查,确诊数字随之直线上升。仅仅十天之后,确诊人数已经破千。
截至3月2日上午十一点,意大利全国共有1715人感染,其中41人死亡,83人治愈,重症比例约8%,死亡率约2.3%,无需住院治疗、采取居家隔离方式的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占比则达到50%左右。意大利突然爆发的疫情也不可避免地辐射到了其他地区,近日欧洲各国发现的新发病例当中,大半都与意大利有关。
有专家认为,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的高死亡率源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据ANSA统计,目前的死亡病例均为老年患者,多数年龄在80岁左右,且大多有严重基础性疾病。
而能够明确最初传播路径的那位零号病人始终没有找到,有医学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推测,意大利的国内传染或许早在一号病人出现明确症状之前就已经发酵了数周时间,但好消息是在近期确诊的阳性病例当中已经没有再出现感染来源未知的情况。
封锁“红区”与地毯式筛查
在21日疫情突然爆发后,政府迅速封锁了北部疫情严重的11个小城镇,要求学校停课,取消节日庆典,关闭高危公共场所,米兰地区实行宵禁等各项措施,以防止人群大规模聚集。被封锁的地区称为“红区”,其中的民众允许外出,但不能擅自离开“红区”, 出入通道有军警巡查,对于违反规定擅自进出的人,会受到起诉;超市等场所严格限制了人流量,要求人们保持距离。
疫区划出了定点医院收治确诊患者,各地医院外则搭建了医疗帐篷,用于分流患者。
这个看上去不起眼却很实用的帐篷,在国内社交网络上被戏称为“意大利版火神山医院”,但实际用途并非如此。它们是提供给患者的临时分流场所,可供患者在进入医院前先进行初步检查,疑似患者进入隔离区域,避免一窝蜂涌入医院,与普通患者和医护人员产生交叉感染。近日政府还决定,未来将再在各大医院外增设283个预审设施。
在此之前,医生和护士工会对卫生部早有不满,批评声不断,在疫情爆发前就酝酿罢工。但疫情发生后,罢工并没有发生,医护人员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一线。
但医护人员同样面临防护物资告急的难题,政府正向欧盟要求支援口罩和防护服。一家物流企业反馈说,之前是大批防疫物资从意大利运往中国,最近几天已经开始出现物资回援。
意大利总体人口密度不高,尽管目前疫情还没有在中心大城市大规模蔓延,但政府对大城市的警惕已经提到最高。在各大城市,人群聚集的场所都被严控,包括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秀,意甲球赛,商务展会等大型活动纷纷取消。
一直以来,意大利政府都是松散执政,很少对公众生活进行强干预。疫情当前,政府的强力措施也让部分民众产生了不适和抵触,红区出现了意料之中的抗议行动,试图从红区悄悄逃跑的例子则几乎每天都有。以自由散漫著称的意大利人历来有质疑政府的传统,即使是政府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也每天都有争议和碰撞。如果没有出现抗议和质疑,反倒是一个不正常的意大利了。
最近几天,意大利有关检测方式的争议不断发酵,卫生部,民防部门和各大区政府各持己见,至今未有定论。疫情发展至今,意大利进行的检测总数在比例上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在数据中计入了所有无症状但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受试者,导致出现了“是否存在假阳性”的争议,也使得意大利的病例增长速度更有可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对此,民防部门坚持全面筛查的策略,不怕数据多,只怕有遗漏。卫生部门倾向于改变检测策略,要求对确诊人数再次复诊,缩小检测范围,以缓释民众的恐慌情绪。2月28日,政府在病例确诊程序当中增加了一个需要由国家传染病疾控中心(Spallanzani医院)做出确认的环节,并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病例统计数字,但目前民防部门还是按原有方式严格检测,如实公布。
面对共同的未知挑战,不同的声音碰撞讨论,有混乱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最起码保障了信息以最大透明度传播。确诊数字的快速攀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意味着筛查工作的高效,意味着对病毒传播路径的全面围追堵截。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意大利或许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借鉴中国经验,但不可能真的照抄作业,这两个国家的运行方式截然不同,自己的作业只能自己做,没有人能照抄到一百分。
防疫,与疫情之外的事
在经济遭到重创的红区,民众面临失业,企业面临破产危机,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担忧甚至多过了对病毒的恐慌。对此,政府近日紧急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扶助措施,包括对因疫情影响停工超过30天的中小企业予以税赋减免,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给予延迟按揭12个月,免除水电气费账单等支出,对自由职业者每人发放1500欧元的扶助措施等。
红区之外,越接近的城市,恐慌程度越高,周边地区超市都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除此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民众并没有过度恐慌,生活依然正常。超市里除了消毒液供不应求,其他物资供应充足。药房里增加了相应的防疫宣传,随处可见防疫热线电话,卫生部网站和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上则24小时播放防疫建议。
而到底要不要戴口罩,成了目前的最大争议点。
在官方的防疫建议中,戴口罩不是首要的,正确的洗手方式,人际接触方式,咳嗽打喷嚏方式,居家消毒方式等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更多的专家意见倾向于健康人群不用戴,或在非高风险区域不用戴,只建议有疑似症状或接触史的人戴上口罩。大多数民众也抱持这种看法,认为戴上口罩等于默认自己处于生病状态。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但需要民众以很高的素质和自觉性来配合,而现实却是,大多数有感冒症状的人也并不会自觉戴上口罩。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很多民众买不到口罩,考虑到连医护人员的口罩供应都需要向欧盟求援,短时间内解决口罩短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大。
比起抢购口罩,更容易采取的办法是主动保持社交距离。近来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城市,路上行人都主动留出距离,电梯也会尽量避免同乘,餐馆和酒吧都顾客寥寥。
米兰街头两名带口罩的行人 / 网络
但在受影响较轻的城市,人们似乎并不忌惮,照常聚会。毕竟及时行乐是意大利人的生存信念。面对疫情,意大利人对抗恐慌的方式,依然是开开玩笑,骂骂政客,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而据我观察,意大利人的爱国情绪其实很高,只是通常不会表现为热切赞颂,而是像青春期别扭高冷又叛逆的孩子们,越喜欢越跟你过不去,越爱国越是批评嘲讽得尖锐。但他们自己怎么嘲讽都可以,一旦外人对这个国家有轻视,他们马上会反击。
这些天国内亲友最关心的问题是,在意大利的华人群体有没有受到歧视排斥。一分为二地说,被孤立是肯定会的,就像春节前后的湖北人在国内,一定时期内这个困境无可避免。困境程度取决于每个人所处环境,留学生群体受到孤立的事件时有听闻,青少年群体中对立割裂情绪更为强烈。
但在我亲身接触到的环境里,大多数意大利人是善意的。针对华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意大利民众也发起了反歧视的倡议。全球民粹思维抬头的大环境下,一场疫情让华人在海外的处境更为困难,如果放任对立情绪,加剧分化,同样也是反伤自身。一些人选择逃离,一些人选择坚守。无论哪种选择,疫情是暂时的,而选择却可能改变人生。
3月1日开始,总理孔特已签署法令,将意大利全国分为三个部分:已经爆发疫情的11个小城镇仍被列为“红区”,包括伦巴第和威尼托在内的三个大区及一省一市被列入“黄区”,与国家其他地区区别开来。除了已经实施封锁的红区之外,黄区内大型公共活动和“不必要的”公众场所也被暂时叫停,酒吧和餐馆要求顾客之间需要保持一米以上距离,而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公共交通也将定期进行消毒,并对全国所有学校采取预防措施。
这一法令目前的有效期截至3月8日,公共卫生专家也在同时发出呼吁,称“未来七天将会是决定性的,但需要每一个意大利人帮助我们”,希望争取民众配合。3月1日,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数为疫情爆发以来最高,达到了566人,这是否会是一个转折时刻呢?希望如此。(文/Alien 发自意大利威尼斯 责编/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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