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肖群忠,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200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2005)。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2009)获得者。曾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代表作主要是:《孝与中国文化》,(2001年,人民出版社);《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华文化复兴之先声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义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西文化讨论中,梁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写作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近100年过去了,虽然时下出现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势,但其中的争论仍然存在,此时,我们重新阅读学习,重温这部书的要义,会彰显经典常读常新的价值。
梁先生在分析西、中、印三种文化时,认为文化的最终动力和根源是一种人生态度:西方文化有两个根源: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向前奋斗,产生了科学与民主制度,希伯来文化向后否定现世、产生禁欲主义和基督教文化,西方启蒙运动后的近现代文化是复兴了希腊文化向前奋斗之传统!西、印、中三种文化体现着三种人生路向:西方向前奋斗;印度转身向后要求:取消问题、禁欲主义。因此印度文化以宗教最为发达。科学是知识的,宗教则是行动的。因此印度产生了佛教和瑜伽修炼等等。而中国文化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可以说是一种内求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慕仿,非中国原有的)。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三种文化我将其简单概括为:西方:入世态度;印度:出世主义;中国:顺世态度。
梁先生认为:“所谓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首尾衔贯成一家言的;所谓宗教就是思想含一种特别态度,并且由此态度发生一种行为的,”(P75)梁先生最初学佛,对唯识之学有研究,他借助唯识学概念讲认识论问题:“现量”=感觉,“比量”=理智,“非量”=直觉。他认为,直觉是因心之“受”“想”功能而产生的,直觉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这种意味,既不同乎呆静之感觉,且亦异乎固定之概念,实一种活形势也。”(P80)这种对认识过程中的“直觉”分析很有启发性。比如,人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确实离不开点、画、线、墨之造型、浓淡、结构章法等具体可感的东西,但这幅字的整体气韵却是通过审美主体心之“受”“想”而产生的一种意味、美感。先生还认为直觉有靠近感觉的,也有靠近理智的。后者因为理解而会心一笑,不懂则是对牛谈琴。
先生对宗教的论述也是很精辟的,他认为:“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他认为宗教有两条件:“(一)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务;(二)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P97)人的行动是靠情志而非知识。另外先生关于西方道德多为处理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为公德,中国道德多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为私德,这种观点也很有启发性。
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或者儒家学说以重视变易为形上学,以重生为价值观,直觉则是人生方法论和心理基础。“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P130)。“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P131)仁是一个“生活的恰好”,它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自然的无不中节。生活时时在变,不变的是“天理流行,是时中,“仁”与“中”异名同实,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状态即“心安”。按梁先生的这种理解,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美善的标准只存在于变易生活中,要人们根据具体境遇凭自己的良心、仁心、直觉、时中去把握。按儒家自身的思想范畴就是良心、仁爱、中庸既是基础、目标,又是方法与境界。按西方哲学话语来说,这种学说是变易论、经验论、直觉论、境遇论。在我看来,梁先生真是把握到了儒家人生智慧的真谛。
梁先生认为,孔子或者儒家最重要的特质或者人生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他认为墨子思想讲求功利,与西方思想有相似性。而儒家人生态度凭直觉生活,“无所为而为”是儒家最重用力去主张去教人的。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孔子追求生活之乐,认为私欲不是别的,就是认定前面而计虑,随感而应则无所不可,系情于物则我一而可。所谓得其正者,不倾欹于外也。乐天者,乐夫天机而动;知命者即是乐天,而无立意强求之私也;无私故不忧。梁先生认为孔子之教的要义在于两条:一是孝弟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简单朴素、安分知足。在社会生活方面,相互容让、重视情谊。在精神生活方面调和持中。而西洋人的人生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须理智计算,或主知识,便须理智经营。
先生分析论证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方向,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事实、科学文化等的变迁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的生存需要,已经基本满足,人类精神心理的满足成为时代问题,因此,西方文化通过外求征服自然的文化就难以完全适应时代要求了,而如何协调人际关系,使自己得到心理上的安身立命,儒学恰恰能够满足这种时代需要。克鲁泡特金的同情互助论取代了进化论的竞争论,就是看到了人的这种社会本能,而这种社会本能是未来文化的基础。“近世西洋文化的发展都出于我而用理智,而中国则为尚情毋我的态度,是已经证明了的。”(P178)西方哲学是知识论的,中国哲学是生命论的。“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抛荒了自己,丧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P181)其实生活的丰美满足是只能得之于内,不能得之于外的,因此雍容安娴的中国式人生态度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未来人类文化的方向或者人生的态度一定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恬淡从容,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是要以儒家之融合人我,尚情谊尚礼让的中国之风取代那统驭惩罚的法律刑罚,即以礼乐换法律。在精神生活上,并不是宗教兴盛,而是儒家生命哲学的复兴,礼乐的复兴,“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P200)“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P202)对三种文化,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P04)”
所谓印度的态度就是出世主义、禁欲主义的态度,按时下的话说就是“佛系”的生活态度,梁先生最初是一位学佛修佛之人,但他认为在当时必须排斥这种生活态度;对于西方文化的功利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他并不是一味反对,而是持一种扬弃的态度,即既承受,又要采取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而对于中国文化也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一种在批评的基础上的重新拿来即复兴。 
总之,综观全书,梁先生在因应时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势下,以自己深厚之学识和体悟,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对东西方三种文化尤其是中西两种文化特质进行了慎密的分析,从文化比较和哲学的形而上,基元性的思考,社会情势的分析,在将近100年前就得出了未来世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样具有历史前瞻性的预见。对于时代问题的洞察,对于人类活动的精神性动力的分析,都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发与教益。当下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在此时,重新阅读梁先生的这部现代学术经典,使我们受益良多并倍感亲切。
 
防疫抗疫,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理性面对,无一例外的,医学专家们的共同建议是,大家尽量少出门、不聚会。
而我们的倡议也随之而来——
既然宅在家中,何妨多读几本好书。
据说,网络时代,阅读已跻身奢侈品之列。整个社会的阅读习惯,大概算不上叫人乐观。虽然,我们仍愿尽绵力,不仅因为手中可留书香,更缘于读和享的过程中,自有欢悦喜乐。 
当然不阅读的借口也多,常见是说没有时间,其实,古人早就感叹过了。
 
三国时代的董遇说,读书只能利用“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
宋代的欧阳修则利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
这段时间,既然要“少出门,不聚会”,那何不索性围着炉子或者拥着被子,安安静静、暖暖和和地读一本好书?
按照欧阳修的法子,我们来算一算,马上当然不现实,待在家里的话,那就“桌上、枕上和厕上”好了。各花15分钟,总共45分钟,一分钟读500字,一天就读22500字,一星期七天是157500字,每页差不多500字,则是315页,这是相当厚的一本书了。
从今天起,我们邀请一些爱书的朋友,以线上“溪山书会”之名,逐日推送好书,以享读者。
欢迎留言甚至附上您的读后感想,亦欢迎来稿,投稿信箱是kxc913@163.com
跟我们一起推荐,获得采用者,自然也会有一份礼物奉上,您不用猜,肯定是书……
我们寄给您。
来源 孔学堂
编辑 邬建玲 瞿浩然
编审 李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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