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的结合便衍生出了书籍,书籍是我们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进步阶梯。书籍同时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书籍让我们先辈们的智慧结晶一直传承了下来。说到书籍,不由得想起了书籍的装帧形式,书籍的装帧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而早在唐朝时期,随着中印文化传播交流而流入中国的梵夹装,是佛教文化发展的载体,也作为一种崭新的书籍形式对于中国纸质书籍的纸张组合方式和装订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书籍形态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拉开了中国书籍装帧形式的序幕。那么本期话题:我们谈一谈梵夹装的起源以及梵夹装在唐清时期的发展,其实它反映出了我们要在继承中创新与发展。
一、梵夹装装帧形式。
梵夹装装帧形式起源于印度,大多以贝叶经的形式出现。贝叶经为贝叶棕的树叶或其他植物薄皮,经过防腐、平整、修齐、刻写、装订等过程制作而成。贝叶经形状修长,较长的贝叶经在左右约1/3的地方各打一孔,长度中等的贝叶经在右侧或左侧打一孔,较短的贝叶经在中间打一孔。用绳子穿孔,固定贝叶,既方便携带,又能防止书页丢失和顺序的错乱。书页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书写,一叶写满往上掀翻。
二、梵夹装传入我国。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在古印度恒河流域创建,便开始了向周围国家的传播,印度书籍的装帧形式也流传开来,并且在与各地文化的融合中不断发展、创新。佛教文化在唐藩古道的开通过程中举足轻重,因此梵夹装装帧形式也流入了吐蕃地区。
在藏族的传说里,就提及公元4-5世纪时,雍布拉康宫殿的顶上降下装有法物、佛经等器物的匣子,吐蕃第28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将其命名为“玄秘之物”,并且供起来朝拜。这个传说与公元1世纪汉地区汉明帝夜梦“金佛现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印度的佛教已经传入了西藏地区。
三、梵夹装的演变
早期活动于唐藩至印度线路的僧人们把佛教带入了西藏。贝叶经佛教书籍以及大量的南亚的贝叶材料被运输到了西藏地区。西藏僧人开始在贝叶上书写,制作经书。留存至今的贝叶经在西藏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而其也开拓了唐朝时期的制书新工艺,我国的古代书籍装帧形式从而步入看册页形式,一直延续至清朝时期的中式线装书,这个时间长达了1200多年。
1、 梵夹装受到唐代造纸术的影响
由于西藏地区叶棕的稀缺,加上从南亚运输贝叶材料也很困难,西藏地区在传统“贝叶经装”的基础上发展了“梵夹装”形制的经书:一方面书写材料由贝叶改变为纸;另一方面有雕版印刷术的呈现。
唐朝时期,汉地的造纸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传入了吐蕃地区,以狼毒草为原料经过改良制作成了适合西藏地区的狼毒纸。狼毒纸需经过复杂的制作过程。狼毒草具有防腐性和毒性,由狼毒纸制作而成的书籍放置上千年都不会霉变或腐烂,因此西藏人认为狼毒纸有神性,可以保护经文不受侵害。
我们可以从以狼毒纸制作的经书与传统贝叶经书在装帧上看到两者的传承与差异。在材质方面,狼毒纸突破了贝叶的自然尺寸限制,可以制作得更长更宽,并且相比贝叶,纸更易于整理,省去了穿绳的孔洞;纸上的内容可以印刷,省去了逐字逐句抄写的工序,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经书的制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传播范围也变广了。
2、梵夹装在清朝时期的继续发展
到了清朝时中央政府对蒙古、藏族地区进行了统一集中的管理。在清宫制藏的佛教经典之中,汉文的书籍以册叶装、卷轴装等形式装帧,而满、蒙、藏等地区的佛教书籍基本用梵夹装装帧。皇室内部大量制作梵夹装书籍,其形制沿袭蒙、藏喇嘛教的书籍形制,融合印度、汉地等地的宗教文化艺术,加上皇家精致工艺的制作,形成了清代宫廷奢华的梵夹装形式。
乾隆版的《满文大藏经》是内府装帧的典范之一,不仅凸显了皇家的奢华堂皇,也展示了宗教的庄严宏伟。单独一函的经书装帧包括了书叶、上下内层护经板、上下外层护经板、外层经包袱、内经衣等部件。黄金色织锦布包着木制的内护经板,上层内护经板之中有长方形的凹陷部位用经帘覆盖。经帘有代表无量光佛的红色、代表宝生佛的黄色、代表不动佛的蓝色、代表不空成就佛的绿色、代表毗卢遮那佛的白色等五种颜色,多为缂丝制品。其细节制作十分讲究、精致。
据《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中的关于梵夹装的记载中可以得知,乾隆时期是内府刻制满蒙汉佛教的爆发阶段,其中的满、藏、蒙的佛教经书多采用梵夹装形制来装帧,沿袭了其梵夹装形制,突显了皇家高贵特色。
四、结语:梵夹装的演变反映出了我们要在继承中创新与发展。
梵夹装对于我国来说是进口的书籍形式,而且是中国古代纸质书籍唯一借鉴和使用的外国书籍装帧形式。梵夹装传入我国后,我国书籍不再局限于卷轴式,而是演变成了书页式,也就是我们现代所使用的书籍形态的雏形。
我认为,无论是书籍还是任何东西,都有继承。当然继承不代表拘泥于传统,食古不化,而是在继承的过程有创新,正确的创新会将文化、思想、民族特色融合在一起不断沉淀,从而演化成为当地人民百姓所接受、具有高度民族特色以及深邃思想的产物。所以好的创新是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