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被无神论者们视为“邪恶”根源的宗教,如今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部分。
秉承不可知论的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在最新的著作中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无神论哲学家约翰·格雷一再强调,无神论并不是理性人的自然天性;理查德·道金斯表示,只要宗教还能阻止人们做坏事,它就是对社会有益的。
宗教无疑会引发血腥冲突,但它也促进了一些亲社会行为。根据考古学发现可知,我们的祖先除了要填饱肚子,还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世界中。
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在他的《人类进化》(2014)一书中总结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因为随之到来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文化。”而且,伴随文化出现的还有宗教。
起 源
迄今,关于宗教起源的假说主要分为两大类——“大神灵”理论(Big Gods Theories)和“虚假代理”理论(False Agency Hypotheses)。
“大神灵”理论认为,先民构想出具有惩戒能力的神灵,以警示人们越轨行为背后的巨大代价,从而构建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宗教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转向人世,激励他们行善事,促进社会整合。
然而,“大神灵”理论受到了广泛批评。
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约瑟夫·瓦茨调查了“大神灵”在史前人类社会和当下狩猎采集部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大多数存在‘大神灵’观念的社会,都和一神信仰有关,这是一种近似于‘上帝’的观念,它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出现之后,又继续发展了几千年”。
也就是说,“大神灵”并不是宗教的普遍特征,它们的存在与大规模社会有相关性,但并非因果关系。
“虚假代理”理论也不具有更好的解释力,该理论几乎将先民想象成迷信而且神经质的家伙:他们认为灌木摇晃是因为神灵,而不是风。但是,先民的这一认知错误在进化历程中反而是有利的,因为灌木摇晃还可能是捕食者出现了,其结果就是那些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先民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而那些不相信的人死去了。这意味着进化选择了那些错误认知。从此,宗教幻想成了人类认知经验的一部分。
然而,该理论很容易被驳斥,对今天的土著部落进行观察,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着充分的认知。他们知晓周围环境将要发生什么,并尽量不犯错误,这才是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的真正原因。
“出 神”
100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集体活动能产生一种被他称作“集体欢腾”的体验。当人类聚集在一起演奏音乐、参与仪式的时候,就会产生集体欢腾的感受。即便仪式结束,这种感受也将长时间地萦绕在参与者心中,挥之不去。
△埃米尔·涂尔干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
也就是说,集体欢腾的体验,是一种宗教的或类似宗教的集体凝结力量。
涂尔干的这一解释,在关于宗教起源的“出神理论”(the Trance Theory)中再次出现。该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集体欢腾体验,让他们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由罗宾·邓巴领导的一个牛津大学多学科团队,正在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
△罗宾·邓巴是牛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其领导的一个多学科团队,正在研究和发展关于宗教起源的“出神理论”
该理论让邓巴饶有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抓住了宗教现象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而这正是“大神灵”理论和“虚假代理”理论所欠缺的。
“这不是神学理论中的细节,而是真实而原始的情感体验,其中有关超越感的神秘因素,只有在出神状态中才能被充分感受。”邓巴指出,超越感和彼岸世界,在任何形式的宗教体验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现。
那么,该理论如何解释人类进化?在今年的牛津国际科学和宗教协会会议上,神学教授西莉亚·德恩-德内蒙(Celia Deane-Drummond)讲述了直布罗陀猕猴的有趣行为。人们将相机绑在猕猴身上,以追踪它们的行踪。
其中一段录像显示,有时候,猕猴会盯着日落这样的壮观场景出神,对身旁的诱惑置之不理——比如一棵无花果树,这在平时可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显然,猕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
邓巴认为,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在这个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演奏音乐、跳舞和唱歌。当这些活动中的同步性和集体性变得足够强烈的时候,个体就有可能进入“出神”状态。
这期间,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当下场面的恢弘,还能体验彼岸世界的神秘:他们遇到了祖先、神灵和神兽,这些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具诱惑力——所谓的宗教热忱也由此诞生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出神”状态促进了内啡肽的大量分泌,从而有助于缓解压力、增进群体联结感。
换句话说,这种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被证明是有利的:人类渴望通过与他人联结获得集体狂欢,这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分享强烈的情感体验,实现群体规模的壮大。
仪 式
“出神”状态通过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实现社会联结,该假设是可以被测量与证明的。通过对不同宗教场所中的现代宗教仪式的考察,研究者证明它们确实促进了内啡肽的分泌,从而产生亲社会效应。
即便在具有较少集体同步性的英格兰礼拜仪式中也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只是一起站着唱歌、跪下祈祷,而有些宗教仪式更具狂欢性,还包含跳舞、吟唱。
部落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机制。邓巴在《人类进化》中提到这样一个例证:在南非的圣布希布族中,当大家族的关系因争吵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出神”状态的舞蹈更有可能发生。有损家族关系的不公、傲慢、冷落,通过“出神”状态似乎被一笔勾销了,家族秩序得以恢复。
“出神”理论还有一个优势:它是能给人带来高峰体验的宗教仪式,不需要推测古人是否信仰神灵与灵魂。它另辟蹊径,从仪式的角度来把握“宗教”一词所涉及的多种不同现象。
“宗教什么时候产生并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宗教不只是一个现象,”康涅狄格大学的宗教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说道,“超自然力量和道德伦理等各种因素,在什么时候开始汇聚在一起,才是一个好问题,而答案就是,它们总是通过仪式相遇。”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历史发生了另一个变化:人类祖先不仅能维系更大的群体,还能建立更大的定居点。当村庄和城镇出现的时候,它们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压力,这就意味着需要新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压力。
教 义
在“教义宗教”中就能找到释放社会压力的方法,它是通过宗教系统的建立来实现的,其中包括牧师这种神职人员的职业化,以及寺庙、神殿这样的神圣空间的出现。教义宗教的特征,使得它可以复现原先仅基于萨满仪式的宗教热忱,并且增强了宗教信仰的亲社会效应。
△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
因为,以神圣空间、祭祀和盛宴这样的视觉化形象出现的宗教教义,确立了祖先、神灵或上帝的存在;它赋予岁月流转与生活日常以意义,同时将由“出神”状态中获得的超越性体验,转化为由雄伟的寺庙与神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体验。
“教义宗教”所延续的早期信仰中的亲社会效应,确实让人类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壮大。
然而,在宗教经验被制度化之后,宗教内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出现了。在舞蹈与追逐中获得的身临其境的“出神”体验,与一座宏伟建筑带来的精神升华,毕竟是不同的。后者的感受似乎总要单薄一些,前者所感受到的那种鲜活,是很难被整合到一种制度中去的。
因此,一定程度上的“祛魅”,似乎就成了大规模社会凝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和 解
此时,宗教似乎陷入了两难:采用呆板的仪式,却能保证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用;保留原始信仰仪式中的欢腾与鲜活,却导致社会失序。宗教会同时带来血腥暴力和社会善行。
这正好体现了“出神理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同时存在两个解释维度:一者强调精神层面的诱惑力,另一者强调社会层面的功能需要。这是至关重要的结合,人类祖先必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同时具备生存能力;单方面的技术进步,或者单方面的社会进步,都会让人类的发展变得不可能。
人们常说,今天的人类遇到了很多麻烦,从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到社交媒体上的口水战,都源于我们的部落主义本性: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同一个群体,同时妖魔化其他群体。
致命的是,这种倾向几乎深植于人类的进化史。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注定要与别人发生冲突与争斗。如果“出神理论”的解释是合理的,那么它就说明,人类进入群体生活是因为人类在“出神”状态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体验。正是这种超越性,让人类祖先彼此联结到一起,走向更大规模的社会。
如果我们渴望归属感,那么我们也会渴望与“更多数”相连。这个“更多数”,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构想它。它也许会帮助我们超越部落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缓解社会紧张局面。
如果它曾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了下来,那为什么不能帮助现在的我们渡过危机呢?
编译 | Fiona
编辑 | 荣智慧 rzh@nfcmag.com
排版 | 邓书婷,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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