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然而现实中,许多公司宁愿支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聘用他们当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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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宇航在流水线上进行分拣组装工作。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分拣制作磁芯配件是自闭症患者宇航的工作。他现在一个月可以挣将近3000元。此前,他在普通学校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2014年毕业于大连一家职业技术中专。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已有超1000万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有200多万。一批批被确诊的孩子逐渐成人,而父母逐渐老去。他们未来的生活,成为父母焦灼的事。
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轻度患病者属“需要支持”人群,可工作和自主生活。目前,轻度自闭症患者的就业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宇航的“老板”郑雷伟说:自闭症患者完全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半自动化的制造业,不复杂的手工操作,残疾人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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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自闭症青年
韩峰的北漂生活是2019年年初正式开始的。过去,他在老家当过会计、搞过投资、做过生意,生活奔了小康。此次抵京,体面工作被打零工取代,原先百余平的宽敞楼房也成了这十几平方米的村里出租房。
但韩峰没觉得尴尬,因为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宇航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签合同、上社保的那种”。
顺义牛栏山镇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早晨7点,宇航起床钻出被窝,洗漱后骑车上班,出门时天刚蒙蒙亮。
出门前,韩峰会照例看一眼宇航是否穿戴整齐。从家到公司只有5分钟的路程,这条路宇航已经往返了半年多。
到了餐厅,宇航吃过早餐,就坐在车间里一张四五平方米的工作台旁拿起镊子,熟练地夹着金属圆环,分拣从流水线上制作好的磁芯配件。若不是有访客来打招呼或者有领导来交代工作,他一上午都不说一句话,和同事鲜有交流,这样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元左右。
▲同事对宇航的工作竖起大拇指以示鼓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宇航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也是儿童精神疾病中最主要的一种,发病率已居我国各类精神残疾之首,且没有治愈方法。
尽管宇航属于轻度自闭症患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难以完全独自生活以及应对突发问题。下班回到家父亲不在,一个电话没打通,他就有些急躁了。在韩峰眼里,宇航对家的依赖相当于不到十岁的孩子,他基本上每天会和在大连的妈妈和弟弟视频,汇报下自己的情况。
▲12月19日,宇航下班后自己骑自行车回家。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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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不到10%
2016年出版的《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自闭症人士的就业率不到10%。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副教授徐添喜认为,即便正常的成年人,在一个竞争性且不稳定的环境中也需要经历适应期。自闭症群体更是要面对异于常人的困难和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就业率低,即使就业后,也存在薪资水平偏低、工作类型单一、职能匹配不符、稳定性不足等诸多问题。”
宇航小时候,韩峰没让他去上特殊学校,而是反复地伴读、旁听、找校长求情,给别的家长解释,最终宇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来又上了职业技术中专,并于2014年毕业。
“毕业后去干吗,这事儿要比他去哪里上学更难。没有地方愿意要一个自闭症青年,哪怕是体力活,人家根本不敢接收他。”韩峰表示,家里人也不敢贸然将宇航一个人“扔”到社会上,“怕他吃亏”。
曲卓是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的项目经理,2019年初,韩峰经人介绍,来北京找到她。曲卓说,“自闭症的特征就是社交障碍,沟通障碍,但终是一名社会人。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受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尊重。”
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说,2017年,《北京市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办法》正式颁布,截止到目前,经过北京残联报备的23家机构、144名持证的就业辅导员正在把这项工作落地。融爱融乐正是这23家中的一员。顾锦荣认为,支持性就业不同于以往将残疾人集中安置,符合新的融合、共享的残疾人观:“残疾人需要融入社会,应该与他人之间相互交流、感染,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
2019年4月份,宇航正式入职。韩峰也正式开始了和儿子的北漂生活。每天早晨目送儿子骑车离开家以后,韩峰辗转几趟,给几家小公司做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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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特长找合适的岗位
和宇航类似,羽飞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今年被聘用为深圳市大米和小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米和小米”)的视频编辑。
羽飞进入工作岗位,困难接踵而至。
上班第一天就表现出异样。“我可以上厕所吗?”他举起手,大声问道。对面工作的同事被吓一跳,告诉他,上厕所不用打报告。
羽飞的领导唐静说,虽然并没有期待羽飞能做太多的工作,但实际接触后她还是有些犯愁。羽飞在类似设计海报等更多思维和审美加持的工作时,与他们之前的期待有不小差距。
“他能听懂你的指令,但把握不了你的意图,因此,很多工作最后都是我重新做一遍。”唐静反思工作是不是适合羽飞。
但唐静又觉得,作为一家服务于自闭症群体的公司“如果我们都不敢用自闭症员工,其他企业从何下手。”
上周,羽飞突发了癫痫,目前还没返回岗位,医生怀疑是过度紧张导致。面对羽飞三番五次地追问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父亲李伟有些犹豫了:“一方面工作做不好他心理压力会大,另一方面也担心他给公司添麻烦。”
顾锦荣认为,唐静的顾虑不无道理,所以支持性就业中,强调个性化定制,“每个人情况都不同,要抓住他们的特点和特长找合适的岗位”。
认识宇航后,曲卓根据宇航的特征找到现在这个工作岗位,并陪同他一起上班连续一周多。每年融爱融乐也只能顺利完成15个左右的自闭症就业支持项目:“说白了,全年我们只能免费帮助15个人,非常有限。”曲卓说。
相较于在办公室,曲卓觉得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或是服务制造业的工作更适合他们,“一些重复性高、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岗位往往人员流动性大,老板棘手,而这些岗位恰恰是他们需要的。”
▲12月8日,羽飞参加了专门为自闭症孩子开设的钢琴班。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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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就业的“模板”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然而现实中,许多公司宁愿支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也不愿意聘用他们当员工。
环磁伟业总经理郑雷伟能理解这种想法:“3个残疾人创造的经济效益或许只抵得上一个正常员工的效益。”但雇佣残疾人,要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去关照对方,一旦他们在岗位上出现身体状况,更会让企业措手不及。
郑雷伟2014年招聘了第一个残疾人员工童瑶,一名刚从特教学校毕业的女孩。郑雷伟的私心是,“能减轻税务压力”。但低估了童瑶的症状。“很难安静坐下来,她母亲再三请求我,一定给个机会。”郑雷伟心软了。
最终,童瑶的病情在稳定的工作和环境中有了巨大好转。“你知道这些是干吗的吗?是零件,冰箱、洗衣机里都用这个。”童瑶在工厂操作台向记者介绍着。
此后,慕名而来的残疾人求职者逐渐增多,目前正式聘用的有28人,其中包含肢体残障者、智力残障者、听力障碍者、语言障碍者,宇航是唯一一名自闭症患者。
聘用符合规定比例的残疾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免税政策,但前提是企业要盈利。实体经济越来越难做,郑雷伟的企业近一两年来勉强可以维持,但规模总体缩减,过去100多人的公司现在只有45人。但她没解聘任何一个残疾人:“能坚持就坚持着,他们(残疾人)比我不容易,总会挺过来吧。”
郑雷伟说,5年的时间让她越来越会和残疾人打交道,岗位和员工的契合度越来越高,车间负责人还自学会了手语。
“半自动化的制造业,不复杂的手工操作,残疾人完全可以胜任甚至做得更好。”郑雷伟认为,企业的顾虑来自于不了解,如果残疾人家属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社会机构做好培训和引导,给企业降低风险,吃个定心丸。这事儿不难办。
韩峰有时候不服气,身边朋友的孩子出国,创业看着光鲜,不禁让他回头想到宇航。作为80年代初的名校大学生,韩峰的工作一直很体面。但他觉得在车间上班的宇航一点都不丢人,是家里的骄傲,“他这么努力,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文中韩峰 李伟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郭琛潘佳锟 校对 卢茜
值班编辑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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