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因地得名,历史并不久远。
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成书于1643年,载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
这是“普洱茶”之名首次完整地出现在史籍之中。
云南是茶组植物的原生地,古濮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农。古六山武侯遗种,德昂族茶叶创世,拉、佤、布、傣等少数民族以茶为食,以茶祭祀,云南并不缺乏关于茶的历史与传说。
但为什么在明代之前,关于云南茶的文字记录却不常见呢?
云南在汉本属益州,三国蜀汉归于南中,后为南诏所据,宋时又被大理辖制,至元代始入版籍。
唐宋茶业突飞猛进之时,云南却被“隔离于世”。
三国蜀汉南中
唐代南诏步日睑
南宋大理步日部
元代普日
明洪武年间,改普日为普耳
雍正七年,普洱成为府级建制据考证,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睑、宋代的步日部、元代的普日、明代洪武的普耳演变而来,直至万历年间,才正式定名。
“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
明万历版的《云南通志》第一次将普耳与茶链接起来。
至雍正七年,普洱成就府级建制,普洱茶才正式步入黄金时代。
附录:滇茶文史
东晋·常璩(公元348—354年)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注:将云南归附于巴蜀之地稍显牵强。
东晋·常璩(公元348—354年)《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平夷县,郡治。有铡()津、安乐水。山出茶、蜜”。——注:古平夷,今贵州毕节,治所在今毕节七星关区,晋建兴元年置平夷郡,平夷县为郡治。古平夷离今云南辖区一定距离。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注:南中地名的含义是“巴蜀南方的区域”,在蜀汉时期正式得名并形成。南中是汉晋时期在西南边疆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区域,是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本草·菜部》:“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注:益州和益州郡是从属关系,益州郡是古滇王国的领地,而益州的范围则要大很多,包含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汉中大部分地区及缅甸北部、湖北河南小部分。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注: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云南产茶的文字记录。银生即银生节度,治所在银生城(今景东县城),辖区包括了今普洱市、临沧市、西双版纳州等地。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公元1303—1304年)载:“‘金齿百夷’(即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注:云南茶叶商品化的论述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公元1330年)载:“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的记载。
明·宋濂《元史·茶课》(公元1370年)载:“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始末,故皆不著。”——注:西番一词具有多重指代,元明时期,多指丽江军民宣抚司,辖永宁、北胜、蒗蕖,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
明·兰茂《滇南本草》(公元1436年)载:“滇中茶叶,气味甘、苦,性微寒。主治下气消食,去痰除热,解烦渴,并解大头瘟、天行时症。此茶之巨功,人每以其近而忽之。”——注:凸显云南茶的药用价值。
明·万历李元阳《云南通志》(公元1576年)卷十六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注:第一次将普洱与茶链接起来。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公元1609年)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
明·万历年间李中立辑《本草原始》 (公元1612年)载:“儿茶出南蕃,系细茶末入竹筒中,紧塞两头置入污泥沟中,曰后取出,捣汁熬制而成。”——注: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吃茶方式,竹筒腌茶。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公元1613年-1619年)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亷。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徐霞客《滇游日记》(公元1639年)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注:看此茶树形态、制作工艺、条形外观,应是云南大叶种晒青茶。
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公元1643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注:第一次出现完整的普洱茶名称。
清·刘健《庭闻录》(公元1719年)载:“顺治18年(公元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注:此段文字为诸多普洱茶文章引用,均将书名记为《闻夜录》,不知谬误从何时起。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载:“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转行,由来久矣。……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注:雍正初期,普洱茶销量大增,奸商、贪官趋之若鹜,垄断茶山贸易,残酷剥削茶农。
清·雍正靖道谟《云南通志》(公元 1736年)卷八“普洱府风俗”条载:“衣食仰给茶山。”
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茶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牙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成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注:1、木邦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2、云南茶形态多样,有散料、有紧压、有茶膏。
清·乾隆《清一统志·普洱府》(公元 1784年)载:“蛮民杂居,以茶为市。”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载:“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岁人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茶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注:普洱茶清香独绝,很有意思的评价,引人遐想。
清·王昶《滇行日录》(公元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清·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公元1782年)载:“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茶山极广,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它茶为独胜。”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公元1799年)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尝疑普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番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马政,而不言西蕃之有茶,顷检李石《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李石于当时无所见闻,而其为志,记及曾慥端伯诸人。端伯当宋绍兴间,犹为吾远祖檀倬,墓志则尚存也。其志记滇中事颇多,足补史缺云。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倚邦、蛮耑茶味较胜。又顺宁有太平茶,细润似碧螺春,能经三沦犹有味也。大理有感通寺茶,省城有太华寺茶,然出不多,不能如普洱之盛。”
清·师范《滇系·山川》(公元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曼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曼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六茶山遗器……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树独大,传为武侯遗种,夷民祀之。”
清·道光六年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6年)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曼洒六茶山,而倚邦、蛮专者味最胜。”
清·道光六年马毓林《鸿泥杂志》(公元1826年)载:“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普洱有六茶山,为攸乐、为革登、为倚邦、为莽枝、为蛮专、为曼洒。其中惟倚邦、蛮专者味较胜。若云南府所出之太华茶,大理出之感通茶,徒耳其名,未尝见也。”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永安桥所立碑文载:“云南迤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产易武较多”。
清·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公元1867年)载:“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公元1875年)载:“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
民国·柴萼《梵天庐丛录·普洱茶》(公元1925年)载:“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
民国·徐珂《梦湘呓语》(公元1927年)载:“珂生平不喜龙井茶,而嗜云南普洱茶……夏剑丞则不以君山茶为佳,而推湖南之安化。安化之茶砖,亦如普洱茶之能消食。若君山则味至淡,色呈白。之二者,珂悉赏饮之。”
民国·李拂一《镇越县新志稿》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是六大茶山最辉煌的时期,易武茶区年产干毛茶七万至八万担(每担150斤),倚邦茶区两万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