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自我国隋唐时期开始实行开科举士以来,“科举”便成为了古时候大部分“穷酸”知识分子们脱胎换骨步入政坛走向人生巅峰的唯一途径,基于如此,古人也就常将金榜题名与金钱、利益和权力等物质需求相挂钩。时过境迁,尽管教育在一步步地创新和改革,但不可否认人们对于这种世俗观念的认知程度可谓是依旧如故。现代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生活在距我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的古人了。得益于这一世俗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弊”这一省时省力的方法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获取功名利禄之外的又一途径。
古代科举考试
经过了明代末期腐朽的官僚主义“熏陶”过后的科场尽管步入了新朝代,但依然没能摆脱那根深蒂固的腐败气息,官宦子弟以钱买名、科举考官收受贿赂等严重扰乱科举制度的行为屡禁不绝。显然,维持了近乎千年且为人称道的科举制度正在被前所未有的腐败气息给生生玷污,开科举士这一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通道逐渐被官宦缙绅们委之以利益给堵塞。为了肃清科场流弊,清政府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一场“恶战”已然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在本篇文章中,笔者就以发生在公元1657(顺治十四)年的一场科场案(由于顺治十四年以天干地支纪年为丁酉年,因此也将其称之为“丁酉科场案”)为切入点,来与读者朋友们进一步分析一番隐藏在该起案件背后的“阴谋”。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故事背景
公元1644(顺治元)年,清军入关。作为常年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满清统治者似乎比大明王朝的统治阶层更为了解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深知凭其满洲贵族们的一己之力是难以统治这一偌大的中原,因此,为了成功夺得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他们不惜与汉族知识分子共享权益。早在顺治二年,中原局势尚未稳定之际,满清统治者便开始着手于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举行乡试,翌年,又举行了本该三年一次的会试。显然,统治者如此频繁的大开政坛之门,其目的便是想通过官荫利禄去诱导汉族知识分子们由考场一步步走向官场,同时淡化他们对明王朝的眷恋,以便忠心不一地服务于清政府。
或许是文人心中普遍都存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气,起初这些知识分子们面对着清政府的引诱并不以为然,大多数人都耻于应试。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明王朝灭亡的阴影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烟消云散,勇于应试的知识分子们也就越来越多了,当然,仍有那些至死不渝永不仕清的人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为摆在眼前的功名利禄和现实生生折腰。在此阶段,大批嘲笑那些应试人的讽刺诗句被一一流露了出来,下面这首诗句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天开文运举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昔年曾耻食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参与科举考试的人一多,科场舞弊现象也就随之剧增,为进一步制止这一不良现象的蔓延,朝廷于顺治十四年在顺天乡试和江南乡试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整治行动。
科场腐败,朝廷整治,这本无可厚非,为何却被史料撰写的神乎其胡呢?其真实原因便是此次朝廷整治的力度非同以往,所牵扯到的人数也颇为众多,对整个中原政局的影响之大可谓是创下新高。
正如文章前面所说,在清军入关以前,科场舞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案发后,朝廷所惩治的对象基本围绕在舞弊者和主考官之间,很少以此兴大狱,大肆诛戮。但有清一代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借此制造了著名的科场大案,即“丁酉科场案”。
02、
顺治十四年,顺天乡试科场如期举行。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次顺天乡试的考生共4000人左右,贡监生约1700人,然此番顺天乡试开科中榜的名额仅有206人。因名额稀缺,部分出身于缙绅氏族、大地主阶级的考生们为了能够使自己榜上有名,便“各显神通”,拉关系、贿赂考官等各种下作手段使尽。而另一方面,科举考官们为了贪图私利,亦或者是想借此良机以结纳权贵缙绅,最终导致内定中榜的考生人数达到了千余人,远超过朝廷下发的名额。
发榜后,参与此次顺天乡试的众考生哗然。十月十六日,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对此次顺天乡试的荒唐情况赫然向朝廷参奏,其具体内容如下:
北闱(指顺天乡试)榜发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臣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3000两,同科臣陈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尚不止一事。此辈弁髦国法,亵视名器,通同贿卖,愍不畏死。
最终此事件经过核实无误,朝廷下旨将李振邺、张我朴等人立斩,但念及人数众多,皇帝于心不忍,便从宽处理,各则40板,再同其父母兄弟流放至不远处的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等人则另行议处。
03、
然而顺天科场案还未结案,同月二十五日又有人参奏指出江南乡试也存在着类似现象,为此朝廷经过深思熟虑再次下谕,将江南乡试主考官钱开宗、方猷及同考官共计17人直接处决。数十人中式考生直接处死,部分考生或严惩或流放至荒凉的宁古塔,其所有家产一律充公。除此以外,其余上榜考生均应按时赴京重考,不得迟延规避。而且在复试过程中,武夫环绕,由两护军夹一举人入考场,在如此严酷阴森的氛围下应试,可想而知就算怀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也难以发挥出其真实水平。其中当时的江南名士,吴兆骞便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在复试过程中由于“战栗不能握笔”,最后直接被朝廷下令流放至宁古塔。
吴兆骞
04、朝廷此举意欲何为?
由以上所述事实不难发现这么一个明显的差距,即朝廷对南闱舞弊现象打压的力度远比北闱舞弊现象打压的力度要大。笔者前面也曾说过,科场腐败,朝廷加大力度去整治,这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本是同一性质的案件,朝廷为何却故意偏袒顺天乡试所牵扯的人员,而加大力度去打压江南乡试所牵涉的考生和考官们?朝廷此番意欲何为?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彻底肃清科场流弊,以示朝廷威严吗?显然,这是说不通的,如果要整治科场腐败的风气,南北考场按理来说本应该同等对待。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朝廷此番对南方知识分子们打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肃清科场流弊,其真实目的远比这重要。
首先,当时的江南地区经过洪承畴招抚之后正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各地的反清浪潮也逐渐销声匿迹,毫无疑问,洪承畴的招抚策略大体上讲是相当成功的,但也难以避免个别细节存在着纰漏。可以这么说,洪承畴招抚江南,从某种意义上讲仅仅只是平息了江南地区缙绅、地主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大规模公开抗争,其隐蔽在更深一层的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方面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清趋势,这对于清政府统治江南甚至统治整个中原都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威胁。基于如此,清政府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江南地区的缙绅、地主们予以打压,以便彻底改变这一不良局面。
就经济领域而言,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得益于地理位置优势,其农耕经济、商品经济等超前的经济模式相对北方而言发展速度较快,因此江南地区的财政收入在整个中原地区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史料记载:“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另一方面,清廷在历经镇压大顺军、大西军以及南明政权这些敌对势力过程中,财力耗费巨大,因此,当时的清政府是急需补充国库收入,而江南地区的地主、缙绅们凭借其地方实力强行拖延纳税,经常“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那些真正有能力贿科举考官的人员大部分是出身于缙绅、地主这类的富家子弟,因此表面上江南科场案是在打压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则是为了间接给江南地区的缙绅地主们施加压力,尽管这里边存在诸如吴兆骞这类真才实学的人员。
除此之外,清政府借助于此番科场案也可给部分至死不渝立志永不仕清的江南知识分子们敲一声警钟,为满清统治者在思想上统治江南做好进一步的铺垫。
结语:
从某种角度上讲,入关初期的清政府是急需江南知识分子的辅助的,而另一方面,尽管此刻的江南统治权已经掌握在满清统治者之手,但由于江南地区的地主缙绅阶级在种种领域仍是清政府的潜在敌人,为此,清政府为了日后能够真正意义上地统治江南,打压这些缙绅、地主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清政府统治江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棋。由此可见,此次“丁酉科场案”可以说是清朝统治者与江南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一场“相爱相杀战”。
参考文献:
《明清档案》第三册
《清世祖实录》
冉耀斌:《丁酉科场案与清初秦陇文人心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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