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辉县：我的名字叫建国！
姬山石2019-09-26 22:28
我的名字叫建国，生于新中国成立日
他叫申建国，1949年10月1日出生于我市南寨镇北寨村。那一天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于是爹娘给他起名建国。近日，笔者慕名前往北寨村与从北京赶来的人民网记者一起采访了他。
申建国家兄妹五人，他是老大。他那虽然现已九旬高龄、仍精神矍铄的老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前，很多人过得像乞丐。我们一大家子人没地方住，就在一座寺庙里栖身，一住就是十多年。比起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父亲，申建国的童年要安稳得多。建国后，他的家族离开破庙，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也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学生时代，申建国最特别的记忆是上高中走出大山，去上海住了半个多月，长了很多见识。回到家里，别人都说他长胖长高了。1968年他顺利读完高中，毕业后，他和好几位同学都当了老师。1966年开始，人们都忙着参加运动。身处大山之中，申建国的职业选择很实际：当时老师的地位虽然很低，但是待遇相对于在家种田还是要好得多。
1969年，作为乡里仅有的两名高中毕业生之一，申建国进入村办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的村小是包办制，村里的学校由寺庙改建而来，一个老师什么都教。上学的时间跟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双休日。老师的工资就是工分，干一天挣一天的工分，拿着工分可以优先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
1974年，在村办小学任教5年后，申建国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新乡地区师范学校开办的首期音美班进修学习。同班同学四十多人，大家分别学习二胡、古筝、笛子等各种民族乐器，申建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笛子。除了专业课，他们那时也要进行大量的政治学习。从物资匮乏的乡村来到城市，食堂里供给充足、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抚慰了课业重压下的他。
进修期间，经人介绍，申建国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凤叶。她当时21岁，是南寨乡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谈恋爱期间，她经常会到新乡市区来看他。几十公里的路程，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却要坐大半天的公交汽车。进修期间，虽然每月有十几元的生活费，但申建国的经济状况还是很紧张。妻子可能看出了他的窘迫，有一次见面硬塞给他几十元钱，这些钱，也不知道她攒了多久。
1976年7月6日，申建国完成全部进修课程，正式毕业。毕业前，他和同学们拿着各自学习的乐器，在师范学院的院子里"拉开架势"，还留下了一张特别的毕业照。
1976年12月16日，申建国和妻子领证了。她家什么彩礼都没要，两个人去照相馆拍了张几毛钱的合影，就是结婚仪式。现在他们那张珍藏多年的结婚证，仍存放在家里，还是颇具时代色彩。婚后的日子，平淡又紧张。那时，申建国已是南寨镇中心学校的初中老师，一天的工作安排得密密麻麻：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操，然后是一天的课，晚上9点放自习后才能回家。
繁忙的工作之余，申建国喜欢上了拍照，很想买台相机，但100多元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当时虽然已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但他每月工资只有29.5元，一年后工资也才涨到35元。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7年，她向自己的母亲借了120元，给丈夫买来一台牡丹牌120双反相机。刚拿到相机，申建国无比兴奋，立即在老房子的厨房前给妻子拍了一张她穿着工作服的照片。
上世纪70年代，一台单反相机绝对算是家里的大件，也是大部分人不曾接触过的稀罕物。有了相机，申建国不仅给自家拍，也免费给很多老师和学生拍照。白天拍了照片，晚上回家自己调制显影液。没有专业的工具，就用家里的碗，然后用被子蒙着避光，在被窝里冲洗胶卷。
1978年8月，不到29岁的申建国做了父亲。遵照"中国人民香花开，社会主义永如海"的起名顺序，他给儿子取名"红义"。初为人父，除了满心的喜悦外，也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一些。家里添丁进口，为了补贴家用，工作之余，他和妻子养了几头猪。当时，一头猪养一年出栏，一斤可以卖8毛钱，这让家里每年可以多几百块钱的收入。儿子一天天长大，他们的小家红红火火。可是噩耗传来，1981年妻子长了个很大的肿瘤，去医院，医生说是癌症，估计剩余的生命不会超过两年。听了这个结论，申建国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她才28岁啊。幸运的是，在新乡中心医院治疗半年后，妻子竟然慢慢好转，最终康复出院了，大病初愈，妻子瘦了一大圈，但精神很好，也很开心。一直到现在，身体都很健康。
1989年7月，申建国又有了一个女儿。爷爷给女儿起名"红垚"，家里的女孩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取名，她的堂姊妹和表姊妹，有叫鑫和淼的。一双儿女后来陆续就读于申建国曾经执教过的村小。但他基本没时间管他们兄妹俩的学习。好在两个孩子自学能力很强，也热爱读书，在学习方面也没让父亲费过心。
儿子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早上，妻子去学校看黑板上公布的成绩，找了好久没找到。旁边的人告诉她，儿子考得很好，"在黄线上面，分数好的都在黄线上面呢，你家红义考了690多分"。1996年，儿子入读陕西师范大学。一年学费5000多元，但那时申建国的月工资才400多元，为了凑足他的学费生活费，他向亲戚借了钱。结果儿子挺争气，本科毕业后，又考了本校硕士，硕士毕业后，又考取了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和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博士。
当时，申建国老俩都想让儿子读中山大学，但中山大学一年一万多的学费，他们的家庭实在承担不起。最后，儿子选择了学费相对便宜的川大。直到现在，老两口还感觉无法供孩子就读理想的学校，感觉很对不起他。如今儿子已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在重庆定居。女儿从小受哥哥的影响，学习也很刻苦，如今硕士毕业没多长时间，还在找工作。
如今，申建国的父亲已是95岁高龄，依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他至今记得，抗战时期共产党八路军的工作队来到太行山下，工作队有这么一段描写未来社会主义的宣传语："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父亲连连感叹，现在一看，这些描述全实现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都比解放前地主家的生活要好，那个时候地主家也不敢天天吃白面大米。
2009年11月，申建国从干了一辈子的教师岗位上退休，退休前，他一直在一线授课。现在担子卸下了，一身轻松的他想干点儿别的，练练毛笔字，吹吹笛子，拍拍照，把以前放下的爱好都捡起来。计划赶不上变化，退休后，申建国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通过几次手术，病情有了改观，但还是需要每天吃药维持。儿子不放心他和母亲，把他们接到重庆生活了几年，但他们实在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就又回到了老家生活。
至今老家的屋子里，仍保留着申建国曾经拼搏奋斗过的痕迹。那辆自行车，是他和妻子花168元买的，墙上的挂钟花了60元，这些钱都是他们养猪挣的。桌子上的电风扇，是千禧年前他们家最主要的家用电器。桌子上的小黑白电视，是2000年之后别人淘汰不要，申建国捡回来的。这台"飞人牌"缝纫机，承担了家里几十年来的缝补、制衣工作。它不但是一台缝纫机，还充当了儿子的书桌。读大学之前，儿子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在这台缝纫机上写完的。可以说，他能读到博士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也有这台缝纫机的功劳。
妻子现在对啥都不感兴趣，每天就希望看到她的大孙子，家里到处都是挂着她大孙子的照片，妻子说，每天看看孙子的照片就特别开心。申建国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琢磨自己的身体，看看吃什么药能把自己的身体改善得更好一些，让孩子们少操些心。
这就是申建国和他的家庭珍藏了近70年的时光和记忆。回首他的一生，虽然平平淡淡，但是无愧于心。他叫申建国，他与祖国共成长。（王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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