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专家学者说“书法是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的,因为什么呢?可以说西方没有可以替代它的东西,它的话语权,包括它的发展方向完全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首先,书法家写书法必须要把这种功夫全部到手了以后才有自己的思考,有了自己的思考以后才能够把自己的思考展示出来。第二,材料的选择,包括我们的笔和书写方式处处都体现出一种东方精神,更体现出我们的中国精神。第三,书法家应该有苦练的方式,最后还要有一种开阔的眼光。过去说是不破不立,但是实际上书法都是先立而后破,先立起来然后再破掉,先有传统,然后再往前破,它都是遵循的这么一条路在不断地往前进。书法家做到一艺之成,始见精深不多,孙玉田先生是中国代表性的一位书法艺术家。孙先生草书作品用笔率真大气,锋露藏明,笔意简练。他的草书行气贯通布局合理适中,别具一格,形成呼应协调,落落大方。
硬笔行书(唐诗十四首) 孙玉田 书
书法艺术,是中国专属的文化自信,而草书已经有2000余年的发展史。王羲之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可见他是个谙熟古法的人。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道“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不断。”这种体式显然指的是今草。今草在西晋时期已经得到初步的发展东晋时期今草则更臻于成熟而且成就斐然。我们所见宋人刻汇帖中东晋时期今草帖占了极大比重几乎都是士大夫之间相问讯的书信。
王导《省示贴》
宋朝欧阳修《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精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东晋人的高文大册未见有传世者。且当时因为禁碑士大夫很少做隶楷等庄重书体。而在“叙暌离、通讯问”的书札中受信人多为知己为表达他们的才情、修养使用的语言超然若不食人间烟火。字体当然以“若卿云在空舒卷自如”的草书为佳。这样才能表达他们的高远玄思放浪形骸之外的人生态度这就使得后人难以尽识。
在颇为动荡的东晋王朝,书法艺术的流传、继承和发扬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了大批声名卓著的书法大家,王导便是其中之一。王导不仅在局势动荡的时代洪流中站稳了脚跟,在政治上极具才干,在书法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上,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王导的书法学习钟繇、卫瓘,其行书和草书都颇为精妙,不仅在民间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深得晋元帝和晋明帝的赞赏与叹服。不光王导本人善书法,他的儿子王恬、王洽,孙子王珣、王珉都好书法,而且具有一定的声名,所以世人称王氏“三世善书”。王导死后,他保管的这本《尚书宣示帖》为王羲之所得。王羲之也喜欢得不得了,像其堂伯一样,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反复揣摩,并刻苦临摹。通过这种忘我的学习,王羲之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为自己后来的书法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王导(276—339),东晋大臣,书法家,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为王羲之伯父。少有风裁,识量清远。大兴元年,晋元帝司马睿即位,王导任丞相,号仲父,官至太傅。历任元、明、成三帝,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
杨慎(临江仙) 孙玉田 书
多年前在《书法报》曾看到专家对孙先生的评价:孙氏的毛笔书法较吴门弟子似乎更多阳刚之气,其硬笔行草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将吴门的行草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其行草增加了拙的成分(大巧若拙),因而气势更为开张,如此自然克服了甜美之弊。黄宾虹曰:“简笔当求法密,细笔宜求气足;简笔难于细笔。”笔者以为书法亦然。孙氏于硬笔行草中融入法度严谨的文征明行书,可谓于简笔中“求法密”,从而在率意中不失严谨。其行草以长篇见长,以其“气足”,从始至终不松懈,故又可谓简笔中的“细(繁)笔”。《唐诗十四首》,杨慎《临江仙》,苏轼《水调歌头》等作品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苏轼(水调歌头) 孙玉田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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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田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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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70年的书法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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