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发现,香港有补习机构在自编通识教材中加入反修例运动内容,直接丑化警察执法,甚至假借市民之口诬称“警察试图谋杀抗议者”。这哪是成风化人的教材?这是煽动仇恨的传单。
在香港,呼吁通识教育检视问题的声音一直不断。人们担心教材放“毒”,比如2013年就出炉的所谓“占中”通识“教材”,以及不少通识教材中埋着的丑化国家、制造对立的内容;人们也担心教师、编审“有毒”,“非法占中”搞手戴耀廷之流一度当起教材顾问及审查,曾任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的赖得钟,更以“黑警死全家”标语作其社交媒体头像,而以“教协”为首的平台,更不断将社会激进力量拉入教育领域,充实教育界的反对派力量,使得通识教育泥沙俱下,变成新的政治角斗场。
有怎样的教材,就有怎样的教化;有怎样的人心,就会有怎样的政治。香港通识教育开展已10年,本意是要让学生“加深对社会、国家、世界和环境的触觉,培养正面价值观”,通过“扩阔知识基础与看事物的角度”,培养“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但从今年夏天一些激进青年的表现看,通识教育自由而博雅的本意,显然落空。在7月立法会大楼受冲击后,连董建华也承认,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进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教材不送审、无标准。不经送审的教材,既有错误,更有偏见。明明是要介绍辽宁舰,教材印的是改装前锈迹斑斑的“瓦良格”号;明明是说要鼓励正反思辨,但显然违背客观公正、戴着有色眼镜,比如“教协”推出所谓《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教材, 36页中有13页描述反修例或质疑声音,5页写下官员回应,只有3页是刊载支持意见。这种经过教材化包装的政治宣传品流入课堂,将教出怎样的学生,不难想象。
其次是课堂泛政治、带私货。开学后,香港有教育界人士呼吁不要让政治裹挟教育,但从通识教育开展方式看,这似乎很难达成。因为教材不统一,教师发挥空间大,一些激进分子就在课堂做文章、塞私货,甚至还有教师以“课外实践”的名义,带学生到反对派煽动的游行集会现场。由此而言,反修例风波以来,也不全是社会风气穿透围墙潜入校园,而是课堂内部就已经出了问题。
再次是有通识教育、无国民教育。香港通识教育提倡关注现实、提倡批判性思考,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也有一个前提,即学生有足够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基底。而在香港国民教育缺失的背景下,一味强调批判性思考,就会变成一条腿走路。脱离历史与国情,就很容易对现实简单否定;失去思考的中国坐标,就很容易滑向“凡是不符西方标准的,便是落伍”的文化不自信。也正因此,早有人力倡香港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通识教育,而是“去殖民化”。
在2018年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特首强调:“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是培养青年人成为有素质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承担、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今天香港的教育,能不能承担起这个目标?需要反思,需要共识,需要改变。因为一旦在教育上输掉,就会输掉一切。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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