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知名“酷吏”张汤，执法如山廉洁奉公，为汉朝作出重大贡献
鹰鹰历史说说2019-08-25 18:46
张汤，我国西汉时期有名的“酷吏”。张汤自幼酷爱刑律。一次，父亲因事外出，嘱咐小张汤看家守舍，回家后发现厨房的食肉被老鼠偷吃，生气得将他责打一顿。不料，张汤负气挖开鼠洞、逮住了那只老鼠并找到了它吃剩下的肉，就对这只老鼠“开庭审讯”，由于“赃证”俱在，当即判处该老鼠死刑，就地“正法”。父亲看到这一切十分吃惊。听其审讯鼠时的言词，俨然如同一个老狱吏，于是就让他学习法律。后来，张汤做了中尉宁成的下属官吏。宁成是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常与不法豪强地主作对，处理案件向来主张从严从速，十分峻烈，张汤深受其影响。
张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逐渐成为西汉的重要人物。元光五年，陈阿娇为了重新获得宠爱以及保住皇后地位，把一名巫婆召进宫，背着汉武帝设坛祈镶。汉武帝知道了后勃然大怒，遂命令张汤审理。张汤问明原委，并依法处理相关人员。汉武帝觉得张汤办事干练，提升他为太中大夫。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法律方面，废除秦代苛法，由萧何定律令九章；之后，又由叔孙通就九章之律“所不及”者加以补充，制定傍章十八篇。
汉文帝时期刑罚大省，以致天下重罚每年只有四百案，颇有刑措之风。然而，汉武帝即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连年对四夷用兵，沉重的战争负担激化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特别是贵族豪强、富商大贾乘机兼并土地，武断乡曲，作奸剩攻，匪眦杀人；既欺凌百姓，又破坏封建法度，成为当时社会不安宁的主要因素之一。可是，这时的法律存在着生刑太轻，死刑过重等弊病，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要重新修订。张汤、赵禹受命后，把过去的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并增补了很多内容，为后人所知的、有关宫廷警卫的专门法律《越宫律》二十七篇就出自张汤之手。
通过这次修定，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砍头罪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并且拟用了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案例来说明死罪；可谓洋洋大观，应有尽有。其中有两条专门用来约束在职官吏的新法最为著名：一日“见知法”，即官吏遇到有人犯罪如不告发就与犯人同罪；二日“故纵法”，就是官吏审案时如果错误地把罪犯从轻发落也要治罪。那时，官吏知而不报或是从轻发落的罪犯大都是贵族豪强，因而颁行这两条新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元朔三年，张汤升任廷尉，掌握了全国最高审理大权。
元狩初年，发生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和江都王刘建谋反的严重事件。他们私造兵车弓箭、偷刻皇帝玉玺和将相等文武官员印章，密谋派人行刺大将军卫青。这些人的阴谋败露以后，汉武帝命令张汤处理。张汤对这些横行一方、目无王法律条、妄图分裂国家的皇亲贵族毫不手软，一网打尽，按律处死，共杀人数万之多。参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活动的伍被和严助，因其才华深得汉武帝喜爱，汉武帝打算赦免他俩。张汤对汉武帝说明了姑息养奸后不可治的道理，取得了汉武帝同意，仍将二人处死。张汤平叛有功，汉武帝对他更加信任，元狩二年，耀升他为御史大夫。
张汤在任七年，由于丞相李蔡及其后继者庄青翟都是无能之辈，因而“天下事皆决于汤”。汉武帝经常与他商讨国家大事，有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竟忘却了吃饭；在张汤患病期间，汉武帝亲临其家探视，其见重可知。张汤开始执掌朝政的时候，西汉政府的财政经济极度困窘，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汉武帝自己也不得不节衣缩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战争负担沉重，又遇上水早灾害；另一方面是贵族豪强及富商大贾趁机大发横财，与国家争利，他们利用铸钱、煮盐、冶铁等生意，敲诈勒索，牟取暴利；一些妄图进行政治割据的诸侯王也以此积蓄力量。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十分困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西汉政府采取了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诚然，这些改革措施不全是张汤提出来的，但在整个实施过程中他却是个关键性人物。那时，他总揽朝廷大权，不仅赞同这些措施，而且任用了一批不畏权贵豪强的官吏来贯彻执行，对那些胆敢反对改革的人进行了严厉地镇压，单在改革币制中就杀了违令私铸者几十万人，足见其斗争的残酷性。大司农颜异内心对改革不满，张汤虽未抓住直接把柄，但还是以“腹非”之罪将他处死。看起来作法确实有点过分，但是象颜异这样把持着财政大权的人反对改革，不除掉是后患无穷的。
张汤打击豪强权贵，必然招致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为了除掉张汤，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赵王刘彭祖过去经营冶铁生意而饱肥私囊，盐铁官营后断了他的财路，因而十分不满，当他探得张汤曾为其下属官吏按摩病脚时，就上书汉武帝：张汤身为朝廷要臣，竟为下属“摩足”，无疑是个大奸臣。丞相府长史朱买臣为了给故友严助报仇，联络其他人一起诬告张汤与商人田信营奸牟利。汉武帝一时轻信，张汤被迫自杀，临死还上书呼冤。后来，汉武帝觉得张汤确是蒙冤而死，就把宋买臣等人处死。
张汤死了，他生前执法如山，廉洁奉公，死后计其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都是他的俸禄和汉武帝的赏赐，埋葬时仅仅“载以牛车，有棺无梓”，草草了事。虽然他理狱办案时未免株连太多，显得十分残暴，被司马迁称之为“酷吏”，但是，他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是无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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