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浙江,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误会”恐怕有点深

浙江新闻

发布时间:08-0920:27

浙江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1%,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并且“七山一水两分田”。于是,浙江是“资源小省”的说法,流传甚广。在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前所长卓勇良看来,这一说法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这么说?不妨听卓老师娓娓道来。

武义县新宅镇大莱村

在很多人约定俗成的印象中,浙江一直被冠之以“资源小省”标签。最近,本地一位著名财经作家在公开分享时又强调提到,浙江是“资源小省”。然而,在笔者看来,诸多关于浙江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这一条最应得到修正。

“资源小省”早应休矣

其实不难理解,以今日浙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浙江绝非资源小省。不说别的,浙江之最深厚的伟力是企业家资源,这是当代浙江决胜全国各省和全球市场的最丰富资源,浙江怎么可能是资源小省?

即以自然资源言,浙江是农业社会的资源大省。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气候资源,浙江是全国气候资源最丰沛省份之一。否则浙江又如何以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咸丰年间,浙江人口3040万,占当时全国版图人口的7.0%。

至于人均耕地,洪荒开初,并无地少问题。正因浙江土地更能养人,才导致浙江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而这又从另一方面反证了浙江自然资源的丰富。

我今天要讲的,是浙江的水。水是浙江神奇的主脉。

南浔,摄于2007年

大水滔滔

水是浙江的生命,也是浙江传奇的一条主线。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每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有地表水140万立方米,是全国平均的4.7倍,是这一指标全国各省份中位数的4.2倍。而且浙江七成是山,林木涵水,如此多的水,终究是要汇集到少量平原上的,江南水乡由此而成。不知从何时开始,浙江有了缺水之说。这里的一个理由,是浙江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根据2012年数据,浙江人均水资源2641立方米,当年全国人均水资源2186立方米。由于各年份间降雨量差异较大,浙江人均水资源在全国平均数上下波动当属正常。同年,浙江人均水资源列全国第12位。

杭州西溪湿地

必须科学看待全国人均水资源排序。按这一排序,列第1、2位的是西藏和青海,新疆亦列全国第6位。然而这一排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缺少足够的实际意义。

西藏青海是高原寒冷地区,地广人稀,丰富的水资源“英雄无用武之地”。新疆是沙漠干旱地区,无非是因为人少,才显得人均占有的水多,水资源总体严重不足。我曾乘北京212吉普从哈密到敦煌,其中一段长达320公里的公路穿越戈壁滩,看不到水、看不到一丝绿色,月球景色莫过如此。

如果剔除西藏青海和新疆,浙江2012年人均水资源,应该是全国人均的1.5倍,可列全国第9位。所以即使按人均水资源计算,浙江也不能说是水少的省份。这种排序位置上升,虽然意义不大,但能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倘若一定说浙江缺水,则是局部的水质性缺水。50年前,我夏天常在宁波市中心三江口游泳,虽然当时甬江水并不清澈,但绝无异味,绝无重金属等。恰如史马迁在《史记》中所言,“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当时也常在宁波城南的内河游泳,水很清冽,而如今,浙江的治水之旅依然在路上。

宁波三江口

我对浙江水的兴趣,始自20年前。当时写《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这部书,因为要进行一些历史追溯,大量寻找和阅读资料之余,有时也不免遐想:浙江这块土地在史前社会,究竟是怎样一副样子呢?

有一天忽然大悟。当浙江这块土地还没有先民生活的时候,浙江平原应该是以沼泽和森林为主,就相当于现在杭州城西的湿地。

欧洲有大量历史性的石材建筑遗存,典型者如希腊卫城的巴特农神庙,而浙江几乎没有类似建筑。原因就是丰富的雨水加上分明的四季,造就了浙江森林的巨大生命力,以致历史上浙江人主要使用木材作为建筑原料。

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印山越国王陵,体会到了浙江古代森林的巨大力量。墓室中的三角形木椁,用的是直径80多厘米、长6.7米的木材;独木棺全长6米多,宽1.1米,据说是最大的古人独木棺,木椁和木棺总用材近500立方米。看到墓外郁郁葱葱的山林,我当时想,这些巨木或许是就地取材的吧。

与此同时,浙江史前社会沿海一带,由于没有水库调节和堤坝拦截,周期性的洪水冲刷大地。洪水过后,低洼平原上充满了沟壑、水塘和大面积的季节性积水,其上则是茂密的植被。与此同时,天文大潮长驱直入,周期性地使沿海一带成为泽国。

浙江文明起源并不晚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非常逊色。原因是水制约了浙江发展,小规模文明的辉煌终究是有限的。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所带的军队,是一支由囚犯两千人、士兵四万人、士六千人组成的小规模军队,这已是十年卧薪尝胆倾国而出的力量了。

同一时期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战争,一次动员数十万军队很寻常。由于水的力量实在太厉害,先民们只能长期蜷缩在小块土地上。出于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0年左右迁都山东琅琊。

水抑制浙江发展,亦促进浙江发展。从史前社会的滔滔洪水,到今天的“五水共治”,一条水脉贯穿浙江发展至今。

治水辉煌

一部浙江发展史亦是治水史。河姆渡干栏式建筑,以及最近霸屏的良渚水坝,是浙江先民应对浙江大水的史前智慧创造。不过据说河姆渡和良渚的先人,最终都被大水冲走了。所谓人定胜天,实在只是一种不自量力的呓语。直至南北朝,浙江治水尚未全面展开。已有的人口和水利资料,都能说明这一点。浙江人口直至南北朝,一直增长缓慢。西汉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浙江约有76万余人。一百多年后,到了东汉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浙江人口也不过90万。到南朝宋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浙江人口仅122万人。从西汉初至此长达400余年间,浙江人口只增长了40余万。

楠溪江,摄于2014年

浙江大规模治水首项重大标志性工程的荣耀,或非东汉会稽太守马臻治理鉴湖莫属。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马臻实施鉴湖治理工程,史书记载说是创筑镜湖,湖周350余里,沿湖筑塘开水门,灌溉田地9000余顷,利及后世千余年。

位于莲都区碧湖镇的通济堰,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即公元505年,是浙江现存最早大规模水利工程设施,比鉴湖水利工程晚300多年。

浙江大规模治水在唐朝全面展开,人口加快增长。据1998年编纂出版的《浙江省水利志》的大事记,秦至唐以前1000年仅18条治水记载,唐朝近300年间则有22条治水记载。宁波人引以为傲的它山堰,创建于唐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至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浙江人口达到489万,是南北朝时的4倍。

这里或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工具进步,大规模治水需要尖锐的金属工具,而铁器在中国的普遍应用,大致是汉以后;二是管理水平提高,大规模治水需要组织动员大量资源,需要相当的管理水平,这必须得有社会文化水平进步的支撑;三是人口增长的内在需求,南北朝以后大批北人南迁,形成治水造田的巨大需求。

人口快速增长需要更多生活资料,进一步激发浙江的大规模水利开发。著名宋史专家、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指出,在长江大地域中,由政府组织的开发下部三角洲的庞大计划,通过宋、元二代,到明朝中期已大致完成。如明州即现宁波,到南宋中期即公元1200年前后,绍兴到明嘉靖年间即1522至1566年,皆已基本完成了有关的水利工程。

在宋代,浙江一度是全国水利工程最多省份。根据斯波义信提供的资料,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即1070至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有1980处,占全国18.3%。当时全国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1048万亩,占全国29.1%。

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详细叙述了现萧山湘湖的士绅们,在历史长河中,围绕湘湖治理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所展开的曲折故事。

向海要地构成了浙江治水的重要部分。慈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修筑海塘,围垦海涂。大规模围垦活动始于北宋庆历年间即公元1047年前后,当时主要修建了大古塘。开始是修土塘,到1341年全部改为石塘,全长80余公里。此后,相继修筑海塘近10条,海岸线向外推进16公里,围垦土地780平方公里。全省至今由海涂而得的耕地,多达约3000平方公里。

1901年,杭州海关第四任税务司,俄国人单尔在杭州海关第一份十年报告中,流露出了对杭州湾海塘工程的敬意,“工程困难之巨大应与大运河和中国长城齐名”。

伴随着大规模治水,浙江人口也终于在清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峰。清咸丰九年即1859年,浙江人口达到304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7.0%,要比当前浙江占人口全国比重高出3个百分点。

新世纪前后浙江最大一波治水工程,当推千里标准海塘工程。1997年11号强台风重创浙江,此后3年,全省投入45亿元,建成1020公里标准海塘,成为沿海人民的生命线和幸福线。

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间,浙江人民为治水付出了艰辛努力。今天浙江大地一片青山绿水,人民幸福安康,是先辈长期与水奋斗,遵循水环境内在规律的结果。

活水兴浙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是气候。土地固然是一个关键,但如把考察点置于文明史起点,因各地人均土地都比较多,则可不考虑土地影响。所以在一个简略的农业社会发展分析架构中,降雨、气温,以及降雨与气温之间关系,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浙江除了水资源丰富外,还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水系独立,长江等洪水对浙江影响很少;二是山区占全省土地70%,具有调剂雨量时空分布不均的较好条件;三是浙江主要水系源短流急。在土地开发还没有大量侵占洪水泛滥用地的年代,浙江灾害发生频率远低于黄河、长江流域。

千岛湖

最重要的是,浙江降雨与气温变动相结合,形成劳动投入与土地产出的高水平均衡,构成了以丰富的水资源为主线,促进浙江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浙江,因为有相应的气温和降雨支撑,只要对土地投入劳动,土地就会有相应产出。不像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因为降雨少和气温低,对土地增加劳动投入,并不会有较多产出。用经济学术语说,在浙江,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持续较高的边际产出。从历史角度分析,浙江农业有如下三方面情形。

起点产量较高。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起始点,相对于北方和中西部而言,在同样的劳动投入下,因为具有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雨水,加之冲积平原肥沃,土地产出相对较多,因此早期浙江就相对比较富裕。这就可以有较多物质产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当治水大规模展开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陡然加快。

土地产出具有较长的增长时期。尽管浙江的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之间的均衡点较高,但由于人类惰性、认识局限等原因,浙江土地的亩均产出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单季亩产增长,到多季亩产增长,再到种植经济作物以获取较多货币收入增长的持续过程。明清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增长几乎停滞,浙江农业则仍缓慢增长。

土地产出的多样性和劳动的复杂性。在人口压力下,促使浙江农民不仅追求最大的实物产出,而且根据气候变化种植经济作物,追求最大的价值产出。这就使得浙江的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投入,还需要一些起码的筹划和管理。而且,一些农作物为交换而生产,促进贸易发展,从而在小农经济环境下形成了较强的商品经济因素。

贯穿于浙江长期发展的水脉,在促进浙江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形成以水文化为内在促进因素,形成积极进取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长时间劳动铸就的勤劳习俗。浙江农业的复种指数较高,从而农民在小块耕地上的劳动时间特别长。根据1978-1995年全国30个省市汇总统计,浙江农业复种指数平均高达250.6,列全国各省份第一。以此为衡量标准,浙江农民全年劳动时间大致是北方农民1倍以上。

浙江农民以较强的耐性,忍受着湿热气候、水田的恶劣环境。西方人说中国农民是在肮脏的泥浆水中劳作,浙江尤甚。长时间行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也决定了浙江人通常不擅言谈、不喜张扬,更愿意以低调方式度过艰难的人生。

其次是集约农业和多样化农业打造的精明习俗。较少的人均耕地促使浙江农民不断提升农业集约经营水平。在杭嘉湖地区,即使在清代,像棉饼这样的优质肥料,每亩施用量也有300斤。这种高度集约的生产方式,导致浙江人的行为处事比较细腻而较少粗犷,善于从蝇头小利中积聚巨额资本。

多样化农业更是促使浙江农民,具有企业家那样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商业气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这部书中说,中国农民是天性的企业家,或许主要是指浙江农民。

第三是气温降雨同步与灾害影响相对较小形成的积极的人生观。对于劳动投入和土地产出的积极预期,是勤劳和精明习俗的心理支持。因为过去经验告诉农民,对于土地的劳动投入就会有相应回报,这就使得他们在生活压力之下,更愿意为小块土地精心选择种子,投入较多劳动和肥料,全年忙忙碌碌,对生活具有较多积极期望。

浙江农民完全不同于北方农民。北方农民是典型的贫困,他们自唐以后就未曾富裕过,他们的心死了一千多年了。浙江农民则是贫而不困,他们能清晰记忆祖上的富裕,他们向往富裕的心没死,我姑姑多次跟我说过我爷爷家当年的富裕。即使是穷困潦倒的阿Q,向往幸福的心也没死,仍幻想着小尼姑的爱情。十分明显,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是形成这种积极人生观的一个关键因素。

南浔,摄于2017年

在浙江,很少有像水这样的自然因素,与气候、区位、土地等因素一起,决定性地影响着浙江在传统农业时代的发展历程。

我们今天正在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迈进,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水文化财富,不仅对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正在充实提升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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