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见证了国民党王牌旗舰“重庆号”的起义
齐鲁壹点2019-06-13 10:22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58年的老电影《长虹号起义》,展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地下党为配合解放军渡江,计划策动敌海军起义的惊险故事。该电影的军舰原型是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旗舰“重庆号”军舰。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军舰闯过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海区,连续航行25小时,于26日清晨胜利抵达解放区——烟台港。作为当年“重庆号”起义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现年92岁高龄的王颐桢老人回忆起那段激荡人心的岁月,依然心潮澎湃。
文|王颐桢口述陈敬刚整理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地中海“K”舰队的旗舰,在当时拥有现代化装备,因战绩辉煌还受到过英国女王的加冕。1948年5月由英国赠送给国民党政府,最初名为“震旦号”(又译“曙光女神”),后改名为“重庆号”,是当时国民党海军中吨位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军舰。
1948年5月,“重庆号”巡洋舰由舰长邓兆祥率领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航行一万余海里,于8月驶抵上海,包括王颐桢在内的数百名官兵在英国受训后随舰归来。当时内战形势紧张,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桂永清随即命重庆舰到葫芦岛参加辽东战役,蒋介石曾亲自在这艘军舰上召见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现场指挥战役。在国民党军队东北战场失利后,“重庆号”又承担了协助撤退的任务。
1949年2月,检修后的“重庆号”出海到吴淞口待命。当时“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就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士兵生活十分艰苦,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失望、苦闷的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所以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的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全舰官兵,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
共产党地下组织抓住舰上人心涣散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培育和发展进步势力,成立了起义组织,定名为“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为了严守机密,大家分头活动,同部门或接近的人在舰上邮局、281雷达室、舰首电池房、冷冻房和“伙委会”等处碰头,研究起义计划,然后各组再派人去281雷达室交流情况,策划全舰行动。最初,拟定趁军舰夜间在海上航行时,打倒司令走廊的武装值更哨兵,夺取枪支,控制舰桥,强迫舰长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因为全舰处在航行状态,只要控制了舰桥迫令军舰转向即可,起义容易实现。
1949年2月17日,重庆舰经过高昌庙船坞维修后,驶至吴淞口锚地停泊,并补充了大批炮弹,装满了油、水、给养,准备了至江阴的海图,同时派来了两名江上领航人员,种种迹象表明军舰可能开往江阴阻止解放军渡江。时不我待,2月19日晚间,解委会部分同志于281雷达室碰头,认为拋锚状态发动起义更为合适。因为若重庆舰一旦开到长江里边,江窄掉头困难,起义会有更大的不便。若在吴淞口锚泊中起义,只要轮机部门能够把主机发动起来,驶出长江口较为容易,于是初步确定航行中起义改为锚泊中起义。
此时“重庆号”巡洋舰已有准备参加起义的军官9人,士兵则包括王颐桢等四十多人,起义的力量已经颇为可观了。2月25日凌晨1时,“重庆号”在吴淞口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官兵分头行动,切断通讯线路,关押了各房间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然后召集全舰士兵开会,讲明政策,并劝说舰长邓兆祥,让他同士兵一起行动。
邓兆祥一时不敢相信这样就能够起义,王颐桢等人先后和他谈话,给他分析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重庆号”起义后的形势。邓问:“你们有把握吗!”士兵王继挺向他说明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邓在询问了轮机准备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邓还要求释放一些军官协助起义。他让少校航海官陈宗孟绘就航海图,要上校芦东阁等人协助他指挥航行,让少尉军官王菊根负责起锚工作,让中尉郑光模在航行中值更。
“重庆号”随即离开吴淞口,向解放区烟台港破浪前进。在重庆舰驶往解放区烟台港途中,邓兆祥采取重要措施,改变航线摆脱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注意,军舰顺利地驶向了解放区。由于有邓兆祥和其他军官参加,形成了官兵一致起义的局面。
回忆起那终生难忘的“惊魂一刻”,精神矍铄的王老口若悬河:起义当晚,在281雷达室内举行的战前会议上,有的人企图临阵退缩,有的犹豫不决,还有的建议推迟起义时间……这时解委会的毕重远同志发出警告:“起义已经走露风声,如果今夜再不采取行动,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这种“逼上梁山”的方法果然奏效,很快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当夜发动起义!
按照预先制定好的计划,解委会负责拘禁舰上军官的行动小组首先拘捕了司令走廊上的军官,然后拘捕船尾舱内的少尉以上军官,最后拘捕舰首的准尉军官。整个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也很迅速,参加起义的士兵把被控制的军官集体关押在舰尾的储藏室内,并警告他们不要闹事。
起义开始后,一位负责引爆弹药库的解委会士兵始终坚守在弹药库内,紧握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弹药箱内口径4英寸的炮弹的引信部位:一旦起义失败就向炮弹猛烈开枪射击,引爆数百发炮弹同时爆炸,以完成“舍生取义”的壮举。当时大家抱定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誓与军舰共存亡!
26日清晨,“重庆号”驶达烟台港口,受到当地驻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下午,“重庆号”被国民党的一架民航飞机发现。次日,国民党派来数架飞机进行空袭,但人、舰均未受到任何损失。考虑到“重庆号”在烟台并不安全,朱德总司令和部分陆军领导到舰上与起义官兵一起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重庆号”开往葫芦岛港。
“重庆号”1949年3月3日启程,4日凌晨安全抵达葫芦岛港。5日,全舰起义人员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电,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3月16日,国民党飞机来葫芦岛上空侦察,17日至19日,又调动由青岛起飞的B24型飞机数架进行高空轰炸,致使舰体严重受损,6名士兵壮烈牺牲,17人负伤。人民解放军与起义官兵奋起还击,但由于装备落后,射程有限,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最后,党中央发出指示,拆除舰上部分设备,全体人员撤离,使舰体自沉。3月20日,在拆除舰上的重要设备后,官兵打开海底闸门,“重庆号”自沉于葫芦岛。
周总理与王颐桢等人合影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电慰问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电文中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光辉……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
“重庆号”起义事件轰动一时,使国民政府拟将该舰调入长江、防范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流产,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因此被免职。之后,所有“重庆号”起义人员被安排到丹东海军学校学习。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决定打捞“重庆号”,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把“重庆号”完整地打捞上来。1952年春天,“重庆号”被顺利地拖入大连港。
（壹点号 人文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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